内容提要：了一容的小说主要通过底层叙事和边地叙事两种类型，彰显其文学观和审美风格。底层叙事以绝境中突围反抗与希望升华为叙事逻辑，围绕“悲悯”“信念”“反抗”等母题建构其小说的精神品格。边地叙事不仅带来了异质浪漫主义美学，也蕴含着以田园牧歌为基点批判反自然、背天道的自私追求，为人类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孜孜求索。“深刻的重复”“八分之一”和“见微知著”等叙事结构，以及创造性地使用现代技法又为小说营造了独特的审美意趣。
关键词：了一容 自然叙事 边地叙事 诗化
2022年，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小说集《玉狮子》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表明“以文学的情怀”“传递独特的精神魅力与力量”仍是其小说突出的主题和文学价值。①自1997年发表较有影响的成名作《沙沟行》，了一容从事小说创作已有近三十年。在此之前，他一直以散文写作立身。19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转型，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革，促使作家在文学观念和追求上普遍放弃宏大叙事，转向对生存状态、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的书写，深刻反思变化背后的根源问题。了一容的小说创作正是这股思潮的烙印和见证。他的小说主要建基于个人生活经验之上，儿时倔犟离家出行与流浪的生活经历既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素材和想象的空间，也影响了他的文学立场、气象和情怀。相较而言，了一容的作品数量不算多，对此他总结：“作品不在多少，而在于坚守真理和摒弃媚俗的骨头究竟有多硬。”②自2008年《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获得“骏马奖”，一段时间之后了一容短平快地发表小说作品，但2012年开始他的写作节奏慢了下来，因为他发现需要重新调整状态，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2015年他发表长篇试水之作《黑河》，并未引起反响，随后又将重心放在中短篇小说的探索上，并有了更加从容成熟的表达。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了一容的小说逐渐形成了具有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并在叙事中不断表现出新的追求和可能性。
一、突围与希望：底层叙事的逻辑
了一容构建的文学世界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底层叙事和边地叙事。他倾向于从这几方面题材入手，表现对社会现实、道德伦理和人性的深层思考，从中彰显其文学观念、写作手法和表现风格。“我的笔墨一直关注着底层、民众、民生”③，了一容曾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倾向，也因此将他的写作定义为“为人民而写作”④。在其笔端人民不是宏大虚空的所指，而是形形色色生活在社会底层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像。
一个作家二十年来将叙事背景设置在民众中，且至今仍在强化，一方面说明这一主题深刻地主导着了一容对文学歌哭对象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他的创作与个人经历的息息相关。从创作实践来看，作家的创作往往与个人经历血肉难分，比如莫言与饥饿、余华与暴力。贴近大地的人群进入了一容小说叙述逻辑的重要因素是受其生活经历的影响。对了一容而言，早期的生活经历让他目之所及、心之所感最多的是绝境中的突围，生命的艰涩、不公以及人性的复杂。他出生于宁夏西吉一个叫作沙沟的地方，1970年代末，温饱仍严苛地逼仄着这里的人们。读完小学三年级时因为倔犟、不乖爽、不屈服的性格，了一容离开家乡和亲人一路西行。他从10岁到23岁一直颠沛流离、四方漂泊中，从事过各种苦活累活，生活仿似牛马。写作在这时期是了一容黯淡生活里的光芒和救赎，是他面对生活“活下去”的结果。刻入骨髓的底层生活体验和情感共鸣，使他的笔端自然地滑向最熟悉的题材，描写经验范围内最深刻的感触。《沙沟行》《去尕楞的路上》《绝境》《历途命感》《一只花布包》，以及近作《玉狮子》《夏季的牧野》《圈马谷》等，一方面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另一方面也随着主人公一路向前的足迹，散点透视地展现了处于这个大地上贴近自然和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了一容早期笔下的文学形象通常有这么几类：孤独老人、流浪少年、打工青年、农村女性、各类病残受虐动物……他们都是散落在社会边角的卑微群体，由于人们的习见和麻木经常处于被忽视、遗忘和失语的位置，了一容则将他们悉数纳入笔端。《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可说是了一容小人物写作最为典型的作品。老奶奶带着残疾的儿子四处乞讨，隐忍地活着，她的不屈生命构成了一副生存的苦难图景。时间流逝但生活的内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在死亡的威胁下，老奶奶恐惧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未完成的拉扯儿子的使命和责任，直到儿子先于自己离世，她才撒手人寰。了一容似乎集齐了底层文学的诸种要素，悲悯、弱小、挣扎、倔强、信念等等，而信念往往是人不死不灭的希望、寄托和精神支柱。在真实地记录了人有了信念之后的各种可能，作品也揭示了以老奶奶为代表的西海固这片土地上那些有信念和信仰者的人文力量及伟大、高贵和悲怆的精神。这时期了一容的写作主要围绕苦难生命和弱势群体的际遇展开，逼视大众看见习焉不察的东西，为人们提供认识“存在”的独特方式，文字也极具痛感与正义之火气。他内心似乎也憋着一股压抑愤慨之气：“批判精神，说真话，道真理，这才是文学的本质和有良知的文字。”⑤强烈的创作动机驱使了一容用现实主义精神烛照社会底层，流露出“生命是高贵的，生存是卑微的”哲思。
为人物注入“困境中的反抗是永恒的”之内核，追求具有张力的文学精神，是了一容底层叙事的内在精魂。“要从最没有希望的绝望中找到野草那样的希望，要在石头上生出坚韧的草棵的精神……”⑥这使他的底层叙事在苦涩沉重之中又蕴含着壮美的品格和崇高的气息，充盈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大峡谷》中穆萨是一位被骗去淘金的沙娃子，因饥寒病困和老板的欺负而从金场逃跑，在荒无人迹的大峡谷经历了心灵的孤独、恐惧和久久难以忍受的寂寞。了一容抓住人物心理，在揭示其精神苦痛时，又时时出现对“生命顽强的迹象”的描写。例如面对“希望的双刃剑”时，穆萨觉得他的心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走了一条路的时候，记得别再回头！他想，就是死也得死在前进的方向，“因为前面有希望”。从当代文学的场域来看，了一容与史铁生的文学立场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与相似性，都“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通过伤害人物和读者，来缓释自己的压力和焦虑”⑦ 。了一容小说常见的母题“绝望之中的希望”“到前面去”“只要心中那盏指路的灯火没有熄灭，人生的前路就一定可以被照亮”，不仅建构了其小说的精神品格，也将小说意蕴推向了更崇高的精神层面。
为什么写作？写什么？作家们的理解看似千差万别实质上殊途同归，终极目标都指向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了一容也曾将文学写什么概括为四个层次：“一是文学的思想性，作品中如果没有对当下、对历史、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独特性思考，这样的写作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二是文学的文化性，作品中要有文化及其人文的现实观照。三是文学的批判性，作品中要有对假恶丑的审视和批判精神。四是文学的前瞻性，文学要对人类的未来有建设性的提议，让我们对未来世界充满憧憬与希望。”⑧这四个层次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批判性是对思想性和文化性的升华，前瞻性则是对文学潜在功能的一种召唤，指向的是社会和读者的未来，也是作家对读者承担的义务。这种对文学价值使命的认知让了一容一直保持警觉，也支配了他的创作实践。他惯于抓住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实感，描写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情感心理，在对现实常态的白描中又时时切入到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世界，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一定的批判性。例如早期短篇小说《历途命感》中伊斯哈儿孤身一人前往尕楞寻找义兄，身上带着义兄留给他的钱，遇到了撒拉族老人。就像诸多发生在西部荒野上的冒险故事一样，“钱”成为考验人性的试金石，老人内心经历了魔鬼与天使的激烈交锋后，最终人性战胜了贪欲，彰显了人性光明的一面。《红儿马》《红山羊》《猴戏》等动物叙事小说，在映射农村底层生活状况的同时，也蕴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性的反思和对人类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探讨。了一容往往抓住人性的自私、贪婪、虚伪等缺陷，通过冷峻克制的叙事，使读者对社会和人性问题投去更深层的关注和思考。而很多时候，他的底层书写又往往呈现出积极的价值观，如同情、宽容和理解等，这些价值观一方面体现了其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在人性的镜像中感受到温情和希望，从而让批判显得更有意义和具有深刻价值。
二、田园诗与现代性：边地叙事的审美之维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文学话语‘中心’和‘集散地’之外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⑨了一容小说题材的另一重要维度也是从边地出发，进行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地诗性书写。他所书写的地理空间维度主要是宁夏、青海与新疆，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为其写作提供了充裕的素材和想象空间，而从此处着力使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异质诗性的美学。
除却西海固这块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文学地理空间外，随着少年阶段的足迹，了一容的边地小说又主要涉及青海戈壁滩和新疆草原，其中尤以对新疆草原的书写更为独特。对青海戈壁滩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如《去尕楞的路上》《绝境》《历途命感》《大峡谷》等作品，以荒野、粗粝、硬朗的美学气质丰富着当代文学景观。新疆草原牧马的这段经历，了一容在早期作品中有过零星表述，但并未有意识、成体系地去挖掘。短篇小说《那一片绿土》（2001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第1期，2018年改名《嘉依娜》出版）是较早展现新疆边地生活和自然风光的作品，但由于这时期他的创作重心在底层叙事上，这类异域格调的作品并不多。自2021年《玉狮子》发表，了一容似有意识地调整写作方向，开掘这段记忆，并陆续发表了《夏季的牧野》《野菊花》《圈马谷》等作品，创造了“伊斯哈格故事体系”，为人们带来一幅充满灵性与神性的边地画卷。
《嘉依娜》可说是“伊斯哈格故事体系”的初创，讲述青年伊斯哈与天山草原最优秀的马“大特级”在一段旅途中的生死相依，中间穿插着伊斯哈追求嘉依娜，她宛如一只情欲压抑的母鹿桀骜不驯，最终选择了草原上的大力士巴木尔汗。这篇小说以浓郁的异域风情，在美学风格上与俄苏作家的草原书写呈现一定的互文性。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观念以及作品结构均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张贤亮就曾深受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考察了一容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来自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和艾特玛托夫等人的精神资源，尤其对大自然的本能热爱和诗意想象，使他很容易吸收了这些作家的景物描写传统，惯于营造宏大、壮阔的气势。对自然风光细致入微的描写，通过丰富的细节和精湛的笔墨，了一容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自然景观的美丽和神秘。艾特玛托夫擅长描绘粗粝、雄浑的自然风光，中亚地区的草原、群山、河谷是其小说里的动人风景，他还善于调动各种感官直觉全方位、多层次地描写景物，耳鼻喉舌心，乃至每一根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都发挥作用，如张承志所言“艾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⑩。这种艺术风格似乎也影响到了一容，他笔下的风景同样在阔达中呈现出唯美的浪漫色彩，氤氲着令人激越的犹如风景画般的美丽。
《玉狮子》是了一容“近几年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讲述的是少年伊斯哈格与名为玉狮子的骡马之间的情感故事。不满十四岁的伊斯哈格因为家乡贫瘠的土地和被破坏的自然生态而离乡背井到口外讨生活，成为一名牧马人。玉狮子是伊斯哈格放牧的马群中一匹孤傲不驯的马，敢于反抗首领“大特级”的权威，常常特立独行，倔犟的性格使它不肯听从于命运的摆布。伊斯哈格在与玉狮子的较量中逐渐理解其心理世界，并对之尊重和理解。小说通过隐喻营造出人与马惺惺相惜的感情认同，融入质朴、原初的地域风情和自然风光的描写，表达自然与人类之间和谐共存的理念。《野菊花》中牧民的日常生活气息扑面而至，虽然伊斯哈格与少女阿依努尔之间朦胧纯真的情愫以苦涩收场，但草原英雄的成长总需要磨砺，草原的生命力正是由这些英雄和女人创造的。《圈马谷》中的少年虽然更名为哈儿，但仍归属“伊斯哈格故事体系”，无论是在人物性格还是精神气度上都与伊斯哈格有着高度吻合。从时间线上来讲，它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夏季的牧野》之前，十四五岁的少年哈儿在喀纳斯草原腹地的一处圈马谷寻找活计，但牧人们嫌他瘦小都不愿意雇佣他。在面对让两个驯马师颜面扫地的枣骝马时，哈儿却以其少年的勇敢、倔犟、野性、冒险精神驯服了它，完成了一个牧人的过渡。哈儿身上带有了一容的性格印记，也呼应了他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骨子里都有孤傲不群和倔犟脾气，以及不肯向生活低头的执拗。围绕着倔犟生猛的少年和桀骜不驯的骡马，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故事主线，其中穿插着对边地草原风物人情的生动描写。从这几篇作品来看，了一容似乎要搭建“伊斯哈格故事体系”，正如普罗普所说“神奇故事是某种整体性的东西，它的所有情节都是互相联系并互相制约的”11。但在故事组建和时间线编织上这些故事又欠缺内在严密的逻辑，使得故事体系目前并未完整地建立起来，人物塑造和情节模式上也有类型化色彩。
不过以其经历和想象，了一容还是以浓墨重笔的方式成功地勾勒出一幅幅充满丰富肌理和厚重色彩的新疆边地风景画和风情画。这里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喧嚣，不仅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自然景色，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习俗。白天放眼望去“牧草郁郁葱葱，密集得像浪绳一样……河谷里鲜花五彩斑斓，金黄色的花卉满眼都是”，等到夜晚的时候，“繁星似海”，“草原深处星星点点的帐篷里忽闪着忽明忽暗的星火”，“草原上的各种鸟类和小动物，还有牛哞驴叫马嘶羊咩，以及蛐蛐虫虫在白天演绎的大型交响乐已经逐渐减弱和平息下来，就像大海激越时发出的不息的响声被分流到四路八岔，渐渐由洪涛变成了低吟浅唱”12，启示着人们的一切都是由大自然塑造的。牧民们的生活也是前现代的，住着白毡帐篷和简陋的木屋，吃着草原传统食物，生活方式也保留着传统习俗。悠远、辽阔的历史气息，以及原始的游牧文化与生活在了一容的故事中得以充分体现，将人们带入到传统田园牧歌的拟像中，在空灵、诗性的意境中赋予小说对现实的某种超越性，治愈着现代人空虚无助的心灵世界。
边地小说往往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双重结构，显性结构是作者描述出来为读者直接可见的部分，包括边地人民的生活风俗、自然生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隐性结构则指作品深层次的结构，通常隐含着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吟咏乡愁的情结。了一容在其边地小说中同样包含着对城与乡、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等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当他对传统游牧生活进行诗意般的回忆和想象时，实质上隐藏着以传统为基点批判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借由前现代的田园牧歌景象，反思与批判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揭示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通常交织着人生难题与社会困境两个维度，且至今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生活。《玉狮子》中，了一容较为明确地指出国外的粮食种子、化肥、农药对农村土地、粮食种植、生态环境的巨大污染和破坏，现代农业在创造农业奇迹的同时，又难以克服其负面效应，以致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严重激化。当现代化推促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改变，也由此带来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的心灵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于是又踏上寻根之旅，将精神皈依于自然田园，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两大难题。在此意义上，了一容的边地小说与其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构成互文参照关系，艺术形象和主题意义相互说明，共同生成。人类未来命运何去何从，了一容通过小说形式告诉我们：“只有整个大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变好了，人开始互爱互助，爱护一切生灵及一草一木、一石一土了，人类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否则，人心被欲望所充斥，自私自利心不断膨胀，一切生命体都将加速走向朽毁是毋庸置疑的。”13而这也正是有人文良知的作家普遍的文学反思与母题选择，如郭文斌和马金莲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和《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都在对传统乡土世界的诗意回望中映射当下现代社会病症，表达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关怀与慰藉，编织人类美好生活的愿景。
三、“深刻的重复”“八分之一”和“见微知著”：小说叙事结构与审美意趣
了一容是通过对叙事结构的策略性布局成功地建立其小说的价值系统。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他有着鲜明的“小说观”，喜欢讲述有冲突和危机的故事，注重给人物设置巨大的障碍以此增加情节的戏剧性。随着创作日趋成熟，他逐渐放弃了对情节的倚重，小说从戏剧化的结构调整为散文化的结构，美学形态上也由壮美向优美转型。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小说结尾处理上的“深刻的重复”。他越来越喜欢在故事的尾端设计一个明亮的、孕育希望的开放式结尾，犹如鲁迅在夏瑜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高房子里的女人》苏芙蓉最后抱着孩子走下高房，而她家外围的墙角马头上，有过人类爬上爬下的痕迹，“那里明光明光的，业已散发着说也说不清的烟火气息”；《夏季的牧野》当伊斯哈格骑上黑豹追逐着黄骡子迎风飞驰时，读者也从中感受到了自由的欢畅；《群众演员》用一盆难以养育偏偏又长势旺盛的兰草作为意象，表达了梦想终将实现的可能性。虚构是一种更深刻的真实，了一容发现了另外一个维度的真实，用结尾留白和诗性意象的方式为小说主题意蕴带来增殖的同时，也为主人公的未来铺设了可预见的幸福，其意义如，“都是写黑夜，鲁迅，是要把月亮和星星去掉，不断涂黑，让你看清人生的真相；林语堂，会在黑夜里面打上光，不仅日月的光辉，还会把人生的光亮打上去”14。因为怀有理想主义的温情，了一容不自觉地用带有希望和幸福象征的结尾烛照我们黯淡的生活，带来心灵净化的审美愉悦。随着人至中年心态的转变，他更是越来越以诗意的方式消解着苦难、疲惫和庸常的人生，当相信人类具有调和自身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天性，它们潜隐在善良、大爱、乐观和梦想之中时，他就抓住了小说意义生成的奥秘。这种崇高精神和温情希望对处于现代性症候中的人类来说无疑具有救赎的意义。
了一容小说的这种美学追求并非没有来由，恰如汪曾祺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15虽一直深耕于中短篇小说的天地，但了一容小说中的那种虚实相生、余味无穷的意境，无疑与他的散文写作经验有关系。散文讲究形散神聚，意境深邃，而了一容认为好的作品“大都言简意赅，但含义丰富，总是能促人深思”16。可以断言，了一容将散文写作的成功经验代入到了小说写作，表现在情感上真诚动人，叙事上含蓄凝练，主题上形散神不散，整体追求诗意境界。
此外，了一容小说的风格化还与他所接受的文学资源有密切关系，创作谈《在绝望和希望的矛盾中前行——影响我的三位诺贝尔奖作家》中，可以看到他小说创作的成长基点。如海明威和《老人与海》是影响了一容人格精神与创作风格至关重要的作家作品，“冰山”理论中的“八分之一”与“八分之七”创作原则，也成为他创作取法的本体。所谓“八分之一”指语言和情节，而“八分之七”则指隐藏的情感和思想。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小见大，袖里乾坤，不仅考验的是写作技巧，也是对小说智慧的极高要求。了一容小说的审美意趣正在于他善于处理这种少与多、虚与实的关系。巧妙的谋篇布局使其小说意境如同中国的书法、山水画，“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有限的文字”之内写出“无限的空间和张力”17。从海明威这里学到的“一招制胜”，使了一容的小说极具简练气质和深邃意味。
为了达到“八分之七”的审美意境，他常常会在小说中使用隐喻手法，以此为小说带来多重而丰富的意义空间。首先在题目设置上使用隐喻，如《演戏》《师傅》《牡丹》《两只蚂蚁》《一树桃花》这些题目既通过语言的所指联结文本，又蕴含寓意映射和指向更复杂多义的现实空间和超越意义。其次是小说文本整体具有隐喻性，有对时代与人生的反省。如《一树桃花》从题目到故事内容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与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也呈现一定的互文性。小说的故事线索很单一，主人公也叫哈代，买了贺兰山脚下“卧阳岗”上的一处园子栽种桃树，想着春天看看桃花过过世外桃源的生活。这是一个由故事层和隐喻层共同构成的，关于“远离”与“回归”主题的故事。“桃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原型意象，《夸父逐日》《诗经·桃夭》《桃花源记》都有对它的描写，后来沉淀为人们对理想、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了一容化用桃花意象，表达无处安放身心的现代人对传统社会、田园牧歌的想象和追念，对金钱权力欲望充斥下的庸俗无聊的城市生活乌有之逃离。小说还引用了崔护《题都城南庄》，实质上也是对小说主题的丰富和补充，诗中散发的人生失意、情感空缺、内心的孤独寂寞同样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情绪。《群众演员》也是一篇具有隐喻性质的小说，“演员”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象征，寓指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生活形态。但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隐喻了现时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主导因素的今天，人们到底该去追求什么？了一容抓住了语言背后的“八分之七”带来的艺术冲击力，而故事层与隐喻层构成的对话关系也为读者的“二度创作”提供了空间，启发读者思考生活的意义究竟该落向何处。
叙事的张力还体现在对叙事结构的精心设置上，了一容突破早期小说中基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让叙述者叙述其事的写法，转向使用对话或者复调形式来增加小说的层次性，丰富小说的主题意蕴。《玉狮子》中收录的多部作品都可看到这种互相参照形成的复调结构。如《演戏》的主要线索是马花儿“演戏”般的“大师”生活，副线则是王元在医院看到被疾病困扰、忍受煎熬的人们后，方觉人生一世什么财富、地位和名望都比不上平安和健康。两条线索交织展示了现代社会的两种人生场景，而它们又共同服务于一个主题：人生如戏，金钱名利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象，而唯有与生命直接相关的部分才是人生本质。《一树桃花》的实线围绕哈代与三个朋友种桃树展开，着重描写的是朋友老海如何痴迷女人和灵肉虚空。除此，实际上小说还暗含着一条虚线，即开头着墨不多为读者留有丰富想象空间的老夫妇的生活，他们守着园子几十年，一生虽无大富大贵，但胜在有祥和的心境和怡然自得的安然。了一容通过设置两种生活互为镜像的结构形式，表达对生活的一种理解认识和形而上的把握。《两只蚂蚁》也是用蚂蚁搬糖块的故事与少年马小兵对人生的感悟彼此映射，互为隐喻，马小兵最终以蚂蚁为镜，领悟到人也需要有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这些复调结构恰到好处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空间，增加了叙述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还在小说的主题理解上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
从生活到小说的改造途中，了一容采用了见微知著法，抓住不易为人察觉的生活微尘，来展示宏阔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表象与真谛。无独有偶，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曾说过，文学家们要将生活中数以百万计的微尘聚拢起来，熔合成金，“然后将其锻造成我们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长诗”18。见微知著法为小说带来两重审美趣味，一重是表层的故事，一重是深层的哲理。了一容并不仅仅关注外在的生存空间与结构，对它作出反应并加以表现，他更关注的是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这类对人自身的认识、反思和探问。《玉狮子》中收录的12篇作品，可说是他见微知著法的一次集中、典型的展示，也显示出二十年来他所关注问题的内在一致性。小镇青年黑牛不务正业，不求上进，但就是如此平庸之人上天也为其打开了一扇窗（《古城黑牛儿》）；片警白子民每天忙碌于老百姓鸡零狗碎的日常，但生活真谛恰蕴藏其中（《移民区的警察》）；王元以为找到了纯粹的“爱情”，其实不过是精神空虚的现代人的无聊游戏（《演戏》）；“柯老师”在儒雅清高的外衣下是对危险和名利如动物般的警觉和敏感，尽显现代人虚伪和趋利避害的特质（《克劳斯》）；为了自己浇水而让他人无水可浇的邻居，隐喻了社会中资源占尽、自私冷漠的人最终会得到天道的审判（《一树桃花》）；牡丹跟着马戏团的人跑了，折射出农村女性对爱情自由的盲目和误解（《牡丹》）……社会变化的种种特征总是吸引着作家们各有侧重、各有千秋的描写，如迟子建、毕飞宇、石舒清、马金莲等作家都观照过此类题材，刻画出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阵痛。了一容也抓住时代裂变下人的精神表情，以自己的编码方式让我们看见、对照并且反思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并为解决路径作出可能性探索。“保持了生活的原状态”这种写法使他的小说形成了质朴、含蓄、自然的叙事风格，而“这些年，日常史与微观史，渐渐构成了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对话”19，由此来看，了一容的小说仍以“在场”的可贵姿态与当代文学主潮相遇。
从《玉狮子》可看到了一容试图突破自我、破茧重生的努力，无论是对时代生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还是尝试新锐的文学表达形式，皆反映了他在“常”与“变”之间的积极探索。当然这期间也存有作品质量高低起伏的现象，但凭借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对生活的俯身贴近，了一容的创作在丰富当代文学的叙事美学上仍值得期待。
注释：
①彭学明：《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总序》，《文艺报》2019年7月1日。
②了一容：《在西部大地上虔诚地写作》https://www.alac.org.cn/content/details_58_49999.html2020年12月18日。
③了一容：《我们的心贴得很近》，《文艺报》2008年6月19日。
④⑧了一容：《为人民而写作》，《朔方》2014年第12期。
⑤⑥了一容：《文学是人类灵魂的灯盏》，《文艺报》2014年9月5日。
⑦李建军：《论路遥与史铁生》，《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⑨刘大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⑩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11 18[俄]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页。
12了一容：《夏季的牧野》，《芙蓉》2022年第1期。
13 16了一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及命运》，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https://www.alac.org.cn/content/details_58_52186.html2023年1月6日。
14龚名扬、王兆胜：《文学作者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南方日报》2016年11月4日。
15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五·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0页。
17许莹：《刘建东：有限的文字与无限的空间》，《文艺报》2022年12月30日。
19小饭、葛亮：《家国情怀见乎君子之道，也可见乎烟火日常》，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064656002627228&wfr=spider&for=pc2023年1月4日。
[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