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几经周折终于出版。这部小说发表之初曾饱受争议，麻烦不断，但时间证明了它的价值。时至今日已有百年，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如今被读者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詹姆斯·乔伊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尤利西斯》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
在不少读者看来，《尤利西斯》宛如“天书”，但就是这样一本晦涩难懂的著作，却始终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读者。这或许是因为乔伊斯为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谱写了一部史诗，他塑造的布鲁姆，总能引发人们的无限想象，引领者读者去往人性最深处。
《尤利西斯》的魅力在何处？我们如何理解乔伊斯？澎湃新闻记者请教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戴从容研究英国、爱尔兰文学及西方当代文化文学理论，为《芬尼根的守灵夜》译者，著有《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
在戴从容看来，除了语言风格的独特外，《尤利西斯》的魅力还在于永恒的价值，对一切真实都平等相待的包容，乔伊斯敢于把人性、语言、文化的真实同时推向极致，“真实”也成为他写作的基本准则。真实的丰富说不尽，乔伊斯便怀着无比的宽容，将它们统统纳入麾下。
“小说是要把我们带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逃避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当你读小说的时候，应该能够使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改变。”戴从容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完《尤利西斯》后的感受，“我最早读的中译本是1994年译林版，读完以后我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感觉整个社会、人生在我面前展开，这跟我读任何小说都不一样。有的小说可以告诉你一个道理、一种善恶观，但乔伊斯不告诉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相反，乔伊斯的作品会让你理解各个方面的文化，他是包容的。他的作品里有大量崇高深奥的内容，同时他也会拉回到现在，把最日常生活的东西给读者。塑造一个英雄、传奇人物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塑造一个生动的普通人则很难，则需智慧与悲悯。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这个人物的遭遇、所思所想、情绪起伏是每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他以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去塑造了布鲁姆，这是乔伊斯对生活真正的认识。”
乔伊斯也为小说开启了新模式，阅读他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情节阅读，而是文化阅读。戴从容认为，乔伊斯并非如外界评论所说他在创造语言，“他是借用了《爱丽丝镜中漫游记》中的那种方法，包括那面镜子，一个奇幻的万花筒般的镜子。他融合各种语言词汇的要素，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中文拼音、梵文，用罗马字母组合在一起的。阅读的时候，不仅仅是猜乔伊斯的语言是怎么读的，而是要读出来各种文化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意义。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文化，不分国别，不分高低贵贱，甚至不分古代和现代，完全地呈现出来。我想乔伊斯对世界各种各样文化认可包容的态度，改变、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读者。”
1922年《尤利西斯》初版
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爱尔兰文学就在中国得到过关注。1922年7月6日，徐志摩第一个在《时事新报》上提及乔伊斯。戴从容介绍：“徐志摩是在他发表的诗歌《康桥西野暮色》前言之中提到了乔伊斯，他把乔伊斯在文坛的名声鹊起与列宁在政坛的影响相提并论。”
在发表小说之前，乔伊斯以创作诗歌为主，1907年诗集《室内乐》发表后在英美文学圈里名声日益增长。徐志摩在文章中就高度赞扬了他的诗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随之提到《尤利西斯》的出版是一件文坛盛事。不过戴从容分析，徐志摩虽然提到了《尤利西斯》，但很可能并没有阅读过。“因为徐志摩说这本书最后一章100页没有一个标点符号，而且不分段，连大写字母也没有。但是最后一章其实还是分段了的，虽然很少，大写字母I也随处可见，此外还有人名首字母的大写、Mr等专有名词的大写等。”
在1922年11月，茅盾也在《小说月报》上在《海外文坛消息：英文坛与美文坛》一文中介绍了乔伊斯，但是他把乔伊斯称为美国作家，而且是一位达达主义者。戴从容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一封写给韦弗女士的信中，乔伊斯曾说《尤利西斯》的第一版收到来自中国的10个订单。可惜的是这10个订单的信息已经无法查寻，无法判定订购者是谁。
戴从容介绍，新中国成立前乔伊斯作品翻译过来的并不多，除了当时燕京大学教师吴兴华翻译了《尤利西斯》的几个章节外，多数译者都选择了《都柏林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其中短篇“Eveline”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在《都柏林人》15部短篇只有三部被翻译的情况下，“Eveline”一篇就被翻译了三次。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准备跟恋人私奔，离开自己那个令人窒息的家。但是在码头登船的那一刻她胆怯了，在滚滚人流中与恋人越隔越远，绝望地望着恋人离去。1990年三毛在《滚滚红尘》中也用类似的场景描写过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恋人的生离死别。这样的场景之所以会让那时的读者着迷，首先无疑是因为里面凄婉的爱情故事，这一点可以从比较‘香艳’的中译名中看出来；另一方面，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无助，也可以在这一悲剧性结尾中找到共鸣。虽然译者的这种解读未能理解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真正的文学用意，但也可以看出此时翻译选择主要出于译者自己的喜好。”
1941年乔伊斯逝世后，《西洋文学》刊登了乔伊斯特辑，“在这个乔伊斯的特辑中，乔伊斯的一些诗歌、《尤利西斯》第2、4章的片段和第18章，以及A Painful Case（《一件惨事》）都得到翻译。”戴从容介绍，“1980年后，西方思潮再次涌入中国，乔伊斯立刻成为中国学者翻译的对象。“《都柏林人》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死者》首先得到了重点关注.此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刊登了《尤利西斯》的第二章翻译。第二章的主人公是比较容易被中国读者理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斯蒂芬，第一章现实主义较强，第三章过于意识流，第二章介乎两者之间，正适合中国读者。”
随着出版社在当代翻译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乔伊斯的作品开始被中国读者较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1991年，译林出版社决定出版中文版《尤利西斯》，几番波折后最终请到了萧乾、文洁若夫妇为译者。萧乾早年间在剑桥研究意识流文学，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钻研过这部作品，并从英国伦敦给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道：“这本小说（《尤利西斯》）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1994年，第一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关注。
此后，乔伊斯其他作品如诗歌、散文、书信选集等也陆续通过出版社出版。而随着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频繁，爱尔兰文学研究和翻译在中国也繁盛起来，不仅是乔伊斯，诸多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的作品都被引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