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欣同气与同舟

转自：人民政协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民进在京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叶圣陶（中）、雷洁琼（左二）等在民进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亲切交谈。

1978年2月，作为民进的代表，叶圣陶和儿子叶至善一起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30周年。

“人无百年不灭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叶圣陶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教育；热爱文化，传承文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编辑思想更是被誉为“躬耕书田，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喜欢”

和叶圣陶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兼挚友顾颉刚评价他“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喜欢”。在文艺方面，叶圣陶是一位真正的多面手，他著作等身，名作涉及文学各个门类。

1913年，18岁的叶圣陶开始创作文言小说，后来受俄国革命的激励和《新青年》的感召开始创作白话文文学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叶圣陶在《新潮》1卷3号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描写江南一个普通乡间女子“伊”的悲惨生活，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年3月，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他与周作人、朱希之、耿济之、郑振铎等12人发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收集叶圣陶在1919年2月至1921年4月间创作的20篇短篇小说，出版《隔膜》，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顾颉刚评价这本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茅盾也评价说：“五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集《隔膜》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学界视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思考的教育史诗。它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在追求教育理想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挣扎。

叶圣陶对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拓荒性也是有目共睹的。鲁迅评价，叶圣陶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稻草人》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它突破了当时中国童话“言必称丹麦”的局限，而叶圣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他创作的童话《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至今仍在语文教材中，被孩子们传诵。

叶圣陶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诗歌抒写童真童趣的代表人物，他的儿童诗《小小的船》，诗句柔和温馨却具有穿透时空的强大之力：“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是几代中国孩子学习语言的启蒙诗。

叶圣陶是一位诗人，早年写旧体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新诗写作。1922年，叶圣陶与朱自清等人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身体力行地创作新诗并发表诗论。他与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的新诗集《雪朝》，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早期的诗论也为新诗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强调观察人生，潜入生命，脱离桎梏，舒展情思，至今也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新诗、旧诗皆擅长的他，形成一种独有的“清真深厚”的诗风，深得柳亚子、林宰平等名家赞赏。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被誉为“绝唱”和抗战词史。

“教是为了不教”

1912年，中学毕业的叶圣陶到苏州言子庙小学担任教员，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谈到怎样当好小学老师时说：“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敏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叶圣陶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他总是“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从理由上加以对症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

叶圣陶曾言：“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时期。甪直“五高”的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叶圣陶先生任高小二年级教员，教国文。在这里，他自编国文教材，开启了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为让学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他带领学生一起挥锄破土，开辟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并开设诗文、书画、英文通讯等各种学习专栏。在学校里造戏台，将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课文改编成话剧，将《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开设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里收获成长。在每学期中、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长会）上，叶圣陶还会将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并邀请家长和社会贤达参观。

叶圣陶说，如果我当教师，绝不将我的行业叫作“教书”，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他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中写道：“儿童在学习里便知行合一，修养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他们并不觉得进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游戏依旧，工作依旧，社交依旧，却不知不觉得到了做社会中一员的经验。全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人，社会便永永改进。”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观点，最早见于1962年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他在文中说：“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

1978年3月，叶圣陶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

叶圣陶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叫至善、至美、至诚，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曾有人问叶至善、叶至诚，叶圣陶如何教他们的，叶至善答：“从来不教。”叶圣陶仅要求孩子们每天要读些书，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叶至诚说：“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给我极大的自主权，有时候还在我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签，给我们兄弟几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管我的，都是涉及他人的事，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之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事事处处要替他人着想。”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叶圣陶一家：“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习气。”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以崇尚人格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培养综合素质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提倡发展学生的智力、情感、意志和身体等多方面的素质，被誉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者

叶圣陶对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作用也受人瞩目。

1922年，不到30岁的叶圣陶受当时的教育部礼聘，拟订《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不久又受商务印书馆聘请，与人合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的教科书。书中展示了他逐步成型的教科书编撰思想，“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不规于前人成例”。他主张教科书要体现时代精神，课文要能诵读，这些都是教材编制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据已有的资料来看，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自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同夏丏尊合编），编排体系、课文选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尤其《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先生编撰课文，丰子恺先生绘插图。课本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受到小学教员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叶圣陶在教科书出版界显赫的成就与声望，他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先后以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之）。从1950年至1966年，他先后领导编写出版了四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本语文课本必须得有描写新中国的课文，这类课文大多是叶圣陶亲自撰写，或者是同人写了之后再由他修订。

叶圣陶对课文的质量要求又极高，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酌。每篇课文由他把关后，再请专人逐篇“诵读”，用“诵读”来检验“词汇及语调”是否有过失。叶圣陶主张语文课文都要能诵读。他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节奏跟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语言”才适合“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言”，“读”起来就不顺，“总觉着这不像个语言”。通过“诵读”使语言更规范化，使课文便于记忆和传播，这是叶圣陶为编写语文教材立的一个规矩。

在开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了大批面对青少年课外阅读的各类优秀读物。他与夏丏尊合著《文心》一书，别出心裁地用小说的形式将国文科的各项知识、文章读法和作法打成一片，生动有致，读之不忍释卷。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又与朱自清合编《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指导举隅》等书，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眼光为青年们精选范文，并细心传授了一套略读、精读课外书籍的学习方法。至于他主编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开明版杂志，更是民国后期影响最大的学生刊物，被千万家长们视为“子弟杂志”“第二课堂”。应该说，这些出版物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教科书”，承载着叶圣陶成熟的教育思想和夺目的理想光辉。

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对教科书编辑出版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他的大量作品长期作为范文入选各种国文、国语课本。目前可见到较早入选他作品的教科书有：出版于1923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第一册》（《伊和他》），1924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四册》（《祖母的心》），1924年中华书局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隔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苏州园林》《爬山虎的脚》等名篇也长期成为语文课本的保留“曲目”，成为影响100年来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名篇。

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之际，叶圣陶曾赋诗一首：“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其中表达的不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至今仍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

“我的职业是编辑”

叶圣陶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但他却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可见他认定“我的职业是编辑”，他最认可最看重的，也是他干了一辈子的编辑工作。

巴金说，叶圣陶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小沫回忆：“1923年的春天，我的爷爷叶圣陶经朱经农先生介绍，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那一年他29岁。”

叶圣陶还在苏州乡立中学读书时，就与人合办油印小报《学艺日刊》，当时只有15岁。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8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和国学丛书，曾经代替郑振铎先生编过一段《小说月报》，还和金伯华先生一起编过一段《妇女杂志》。

慧眼识珠，提携新人，乐于为他人做嫁衣，是叶圣陶在漫长编辑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巴金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他修改自己的小说的往事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施蛰存说：“1928年初我写的小说《绢子》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新文学运动队伍。”张中行说：“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作为编辑的叶圣陶不仅如他所写的勉志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一样躬耕书田，并且慧眼识英才，这与在文学创作方面自己就是一位“多面手”相关。《小说月报》首发了不少新秀的作品，好几位新人后来成了文学巨匠、名家。茅盾、巴金、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公开出版，都离不开“幕后英雄”叶圣陶。

1930年，叶圣陶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篑土为山宁肯后”

叶圣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追求进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到沈雁冰、杨贤江、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

五卅运动期间，叶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号曾作为左派的联络点。五卅运动后，叶圣陶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创作短篇《夜》、长篇《倪焕之》以及童话《冥世别》等，控诉反动派凶残的“大屠杀”，讴歌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民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5年10月16日，叶圣陶应邀到重庆曾家岩出席周恩来的宴请，日记中写道：“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见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更真诚了，这从他1949年3月1日写的一首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中可以体会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1949年1月7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乘永生轮秘密离沪赴港。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次日日记中说：“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来长谈”。叶圣陶当时的心情激动而喜悦。他曾把自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1981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叶圣陶是民进卓越的领导人，他满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操，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我国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