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脱离了字体和灯光，骆阳（化名）才稍微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
骆阳是江西南昌某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原计划毕业参军。为通过入伍体检，去年暑假期间，戴镜多年的他在家乡江西赣州一家私立医院花1.6万元做了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以下简称“全飞秒”）。10个月后的今天，尽管眼镜是摘了，但睁眼就能感到的刺痛和昂贵的眼药水仍伴随着他。在入伍节点，他最终选择放弃。
从1994年原国家卫生部正式批准全国五家医院开展准分子激光开始算，近视手术在国内已有约30年的历史。国家卫健委2020年发布的首份《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近视人口从2016年的5.4亿人迅速增加至2020年的6.6亿人，而关于近视手术具体数据，银柿财经尚未查询到卫健委独立发布的最新统计。2020年人民日报微博称，“中国每年约100万人接受近视手术”。以骆阳所做的全飞秒为例，有专家202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国手术量10年突破280万例，是全球手术量最多的国家。银柿财经查看论文与报道、采访专家，发现业内普遍认可近视手术“成熟”“安全有保障”，并常以“患者满意度为98%”这一数据进行佐证。
蓬勃发展的市场背后，还隐藏着像骆阳一样、在98%以外的“不满意”群体。在这部分患者的讲述中，他们的生活仿佛被困在了手术那一天：有人在漫长寻因后无奈接受，有人执着治眼冒险二次、三次手术，也有人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通过曲折的方式维权。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对手术风险的知情权并不充分。更为重要的是，手术后的他们意识到，视力并不只是“看得清”，影响生活质量的“视觉质量”还包括对比敏感度、连续性、功能性视力等方面。而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视力损害达到伤残鉴定标准，仅以“视觉质量”主张维权者并不能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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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阳术后一直使用的部分药物
意外
这是骆阳20多年来第一次做手术。
当时正值暑假，眼科迎来了一波"摘镜热"。他注意到，30多个做近视手术的人中有半数和自己年纪相仿，几乎都是为了参军入伍。预约手术的人依次签了知情同意书，骆阳“扫”了一眼后遗症部分，上面写着“炫光、夜视力差”，心想这没什么特殊的。等叫号叫到自己，他就走进了手术室。
“你的角膜厚度很厚，很适合做这个手术。”手术前，一名像是助手的医生给骆阳吃下“定心丸”。
“来一个割一个角膜，来一个割一个角膜。”骆阳回忆起手术的场景：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躺下、离开，以5分钟一台的速度完成手术，就像“流水线”上的一环。手术完成后，骆阳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医生，举起一束灯光照着他眼睛，“没问题，可以回去休息了。”这是骆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主刀医生。
术前，父母曾建议骆阳去“大城市的公立医院”，但他查过资料，认为全飞秒“是微创手术，像在眼角膜打磨一副镜片这么简单”。同院做过手术的朋友说，除晚上看灯光有些“炸开”，没有其他异样。
骆阳所做的全飞秒手术，与半飞秒、准分子激光皆属于角膜屈光手术，是目前最为主流的近视手术之一。这类手术主要通过切削角膜基质来改变角膜屈光力，属于给眼睛“做减法”，主要针对的是角膜条件较好、近视度数相对较低的人群。另一主流术式是晶体植入术（主要为ICL植入术），方式是通过微创切口，在眼球内植入人工晶体，类似以特殊的隐形眼镜对眼睛“做加法”，其矫正范围更广，更适合高度、超高度近视人群。
今年6月，银柿财经以患者身份咨询多家医院后得知，一般而言，患者能否做近视手术、适用何种术式，需根据患者术前检查得出的数据、再结合其需求来确定。比如，年满18岁、度数完全稳定两年以上是较严格的基本条件；又如，对做减法的角膜屈光手术而言，患者原始的角膜厚度与形态均十分重要。
术后，骆阳终于摆脱了眼镜，但他又有了新的问题：虽然配合着积极护眼，到户外散步、望远，但他眼里的世界始终是重影的，“操场上足球一分为二，LED牌上多出上下两重影子”。骆阳称，每天醒来，一只眼转动时就有“切削手术时的疼痛感”，必须滴眼药水才能用眼。
“目的是摘镜”，“每个人做完手术都不可能跟之前的眼睛一模一样”……在回院检查时，主刀医生就像心理疏导师一样开导骆阳。但直到现在，骆阳都无法打游戏、看电影，连毕业论文格式调整等都得由同学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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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描述眼内症状之一
“少数”
或为满足入伍等硬性条件，或出于爱美之心，或因营销宣传心动，骆阳的经历也发生在其他原本对“摘镜”有着美好期待的人身上。
起初要接近这一群体并不那么容易。在一名患者介绍下，银柿财经了解到一个近视激光手术“失败”交流群。但进群前，一名不在群内的受访者曾多次追问银柿财经的身份，直言如果身份不符将举报；当银柿财经试图进群时，还被询问了证件、是否愿意视频露脸验证身份，后在一名患者帮助下，银柿财经先进了一个新建小群。
“担心是医托。”骆阳解释，此前群友们曾发现有人冒充患者进群，但其朋友圈、公众号均为某医院宣传视频。
进群后，银柿财经发现，群内的360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硕士、高校教师等高知群体，也有自嘲为“社会底层人员”的大货车司机；有和骆阳一样在当地私立医院做的手术，也有不少在一线城市知名三甲医院做的手术，他们大多数都是激光近视手术患者，也有少数几个做的是晶体植入术。术后，他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眼睛疼痛、视物重影、眩光、模糊不聚焦、视物凹陷变形等症状，短的不过三四月，长的已有五六年。据群友们的描述，症状相较轻微者阅读困难、勉强能办公；也有患者换了工作，甚至无法再工作；有人称“因重影看不清直接在石梯上摔下去”，还有患者称术后久躺导致体重暴涨80斤。
包括该群群管之一付杰（化名）在内的多名受访者证实，类似这样的交流群“还有很多”。
在群里待了3年，付杰已经习惯有人进群、有人退群。就在银柿财经进该群后一两个星期内，又有3名患者入群求助，一名患者自称为某私立医院分院护士，“在这里上班才被忽悠去做了”，术后7个月仍有重影等症状。有人好奇，“护士难道不知道后遗症”，该患者称，“我不知道啊，知道还去做吗？”
没人觉得自己会成为“失败”的那个少数。从小学就近视的付杰“特别讨厌戴眼镜”，在考研结束后，尽管家人劝他“非必要不手术”，他还是执意做了。术前，他非常认真地做了功课，仅验光他就跑了两三家眼镜店确认，也到一家私立医院做了检查。他还咨询过网友，把对方所说的“一定要去三甲，千万别去私立”记在脑中，最后选中了福建某市一家公立三甲医院做半飞秒手术，期间他还在网上搜索医生的相关信息，了解对方级别和患者反馈。事后想起来，网上也曾有失败案例，只是当时付杰对此不太相信——他没听到身边有人做坏了眼睛。
薛莉（化名）是受访者中最年长的一位，手术时已超40岁。她是某一线城市的中学老师，微信头像中的中年女性画着淡妆、戴着珍珠耳环，看起来素雅。薛莉回忆，最初她是在一家公立医院牙科等待区无意看到了激光近视手术广告，“五分钟恢复光明”。薛莉爱美，有过注射玻尿酸的医美经验，以为两种手术类似，为此后不戴眼镜拍照而心动，2022年8月，她到该院做了全飞秒手术。
术后第二天，薛莉就出现了双眼视物模糊、不协调，几天后开始眼睛涨疼、呕吐、头痛。如今两年过去，提到术后仍阅读困难，谈吐自持的薛莉哽咽了。家人曾反对她手术，她不曾理会。“我觉得很丢人。”薛莉说，直到术后一个多月她才敢告诉家人。
群内不时可以看见后悔言论。不过多数时间，患者是在交流症状和解决措施，他们会问新进入患者手术医院与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出一堆专业词汇，对业内各大眼科医院及医生都熟悉。“在我们群里‘网红医生’做坏的（手术）都有。”付杰说，该手术存在客观“失败”率，“谁做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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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患者交流症状
“感受”
“你想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有自己去做一个（手术）。”一名患者半开玩笑地对银柿财经说，“医生都不了解我们的感受，如果他自己没做过。”
“感受”这一颇具主观性的词，也许是患者术后最深的认知——不管描述成什么样，眼里的世界只有他们自己能看见。最初感到不适，患者并不会坚定认为自己眼睛出了严重问题，首先求助的医生也往往会告诉他们，恢复期为3 6个月，要接受和适应。
骆阳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从去年9月到11月，他多次在微信联系当初为他检查的医生，“聚焦困难，还会有重影，该怎么办？”“看手机电脑重影是这个原因吗？”“可以买叶黄素吃吗”“RGP（硬性透气性接触镜）和巩膜镜（一种角膜接触镜）可以矫正这种情况吗”等等，对方只回复“多练练”“方便的话过来复查”。最后一次，骆阳问，“这还有办法解决吗医生，我真的好迷茫好无助”，对方没再回复。
前后与院方的十来次沟通中，骆阳被认为视力、角膜地形图（分析角膜表面形态和曲率变化）检查并无问题。医务科的人告诉他，“有一点重影、虚边是正常的”，“其他人做完也有，平时多护眼、滴眼药水”。“哪个正常人会天天滴眼药水？”骆阳反驳对方，对方随后称他或有精神压力，建议去看神经内科，吃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
术后一个月，薛莉就和心理医生重新建立了联系，并非担心心理问题，而是感到无助。薛莉记得她曾在当地一家权威医院检查，一名医生称她“过于追求完美”，让她去神经内科。有一段时间回老家，夜里薛莉曾因眼睛疼痛哭泣，甚至被家人认为“神经病”。
在（）社区内，银柿财经也发现了一则案例。今年2月，柯迪（化名）在（）旗下的重庆爱尔眼科医院（总院）做了全飞秒手术，术后他表示，视物凹陷变形，在多家医院检查无果。银柿财曾联系其主刀医生，医生称，“目前所有检查均未发现导致患者视物凹陷扭曲的原因，患者目前双眼视力1.0 1.2，专家一致意见是，患者属于术后恢复期，建议适应恢复。”
银柿财经在6月前往杭州某三甲眼科专科医院实地探访时，也曾据柯迪提供的病历照片以患者身份进行了咨询。一名主任医师多次强调其检查数据“不难看”。“数据显示视力都为1.2、1.5，还有什么问题？慢慢适应，会慢慢改善的。”初步判断后，医生转问柯迪是否性格过于较真，称“常遇到被一些症状干扰的患者”，“就像盯牢好的那块去看，不好的东西是可以忽略的，但如果盯不好的，不好就会放大。”
“整整一年时间我都是在寻找：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薛莉能清晰地感觉到眼里的不适，并非自己“心理有问题”。心理医生也支持着她。她决定不再和家人倾诉，自己查出病因。一年中，薛莉做了大量线下检查与线上问诊，包括前往北京、西安等地寻找专家，为此花了7万元左右。“但直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没搞清楚我的眼睛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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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描述他所看到的世界
怀疑
多名受访者都有术后为眼睛问题再次就医的经历，甚至曾前往全国多家知名医院检查，但通常只能得到一份“建议”，而不会得到明确的、判定由近视手术引起症状的诊断结果。
“医生对下诊断十分谨慎。”薛莉接触到的一名医生在电话里大胆批评了给她做手术的医生的技术，但当她飞到对方的城市线下咨询时，该医生并未给她下诊断。她最终只在线上问诊时，从年轻医生处获得了部分信息，得知自己或许存在眼睛雾状浑浊，从而影响视物清晰。
博士何锐（化名）去年9月术后出现重影等症状，至今也已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面诊数十位医生，“所有医生都说理解我的痛苦，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何锐称自己过去是“工作狂”，现在为寻找病原经常请假，花费已“远超手术费用”。他提供的一张聊天截图还显示，术后和主刀的沟通中，对方称“我重影比你重得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纠结”。
在大四写论文的间隙，骆阳去过6家医院检查，包括省内外知名上市眼科集团与业内知名的公立三甲医院，但检查结果令他更加茫然。
他记得南昌某医院医生仅用光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就说，“没有问题，属于成功的手术”。另一家医院则有医生告诉他，“确实有一点问题，但可以适应”。还有医生说“需要做二次手术，像差（光学成像结果的偏差）比普通人大很多”。
“每个医生的见解也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因父母要上班，每次到省外检查骆阳都是独自一人，面对不同的解释，这个年轻人一度崩溃，“骨头断了还能拍X光，眼睛只会查视力和角膜地形图，查不到成像的东西。视觉质量看不见、摸不着，要做什么检查才能查出来呢？”
“没有一个医生会说手术是失败的。”起初一年，付杰也会去外地医院、网上检查问诊，但医生至多会对他提到偏心（激光切削角膜时偏中心，或影响视觉质量）。“也只会说轻微，不会说问题很严重。”付杰记得，有两家医院还曾提出他可以二次手术，“既然需要二次手术，是不是可以说明，第一次做的有问题？”
患者大多对再次手术变得谨慎。银柿财经从群内公开的一份二次统计表格文件看到，从2021年以来，该群先后有90人左右做了二次手术，其中近20例备注得到改善，也有患者称变得更加严重，还有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对一些用词为“完美”的绝对评价，表格内以明显的颜色备注了“怀疑”。
周扬（化名）是银柿财经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做了二次手术、还在准备第三次的患者。他是一名大货车司机，2022年在重庆某私立医院以1.5万元左右做了准分子激光手术后，原本的300来度近视变成了200度远视，“看红绿灯都是12个，手机图标重影5个”，这对跑货运的周扬来说十分困扰。今年3月，他又在同一医生手下花了2000元做了第二次手术，没想到情况变得更糟，“现在看字是半透明加变形，字左高右低，低到一半还扭曲，往里面凹进去了”。
据描述，周扬的症状相对严重，二次手术后他已无法再工作，每天在朋友家“躺着”，打算下半年还要进行三次手术。“做近视手术的都是赌徒心理，我反正是了。”周扬自嘲。但他也多次重复对手术效果“接受不了”，“不行只有角膜移植，再不行只有失明当废人了”。
到如今，周扬已能熟练解释几种主流手术原理、流程、远近视光线的扩散与汇聚。做了近视手术，还要逼着患者自己学习眼科知识，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每次和主刀医生见面，周扬会觉得对方是“愧疚的”，“医生肯定也希望每个患者都做好”。下一秒他又笑着说，“可对方还是要收我钱”。
周扬从未想过索赔，只希望把眼睛“修好”。他依旧信任医院，主刀医生也称第三次手术要给他请几名“工程师”一起商量，“我觉得第三次医生应该会非常谨慎的”。
难题
就付杰了解，在近视手术的问题上，能维权成功的人“极少”。“能退手术费都不错了。（维权结果）好一点的四五万，再多就是六七万，极个别拿到十来万。基本不是通过法律。”
王律师也是一名患者。在最初被人邀请进入小群时，立刻有患者质疑，“律师不维权？不可信。”“律师你也觉得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无望吗？”
王律师做的是晶体植入手术。银柿财经采访得知，相比角膜屈光手术，这一术式常被介绍为“可逆”，其费用也更高，至少要两三万元。王律师称，在2022年3月手术后，因眼部结构被破坏，她双眼重度水肿，几近失明，“拿手指头在我面前晃，我都看不见有几个”。此后，为了治疗被损害的眼睛，她一年又接受了4次眼睛手术，至今日常仍只能用一只“差不多坏掉、但能看到一些”的左眼。也因此，直到今年，王律师才开始准备维权事宜。
“像我这种眼结构坏得比较严重的，对比视觉效果肯定不一样。视觉效果、视觉质量很难界定。”王律师坦言。她告诉银柿财经，作为律师，自己对漫长的法律程序有一个预期，但作为患者，她也明白医疗官司十分依赖鉴定，进入打官司阶段涉及医学信息差，医疗损害鉴定空间也很大，“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维权时的另一个难点是，视觉质量并不符合司法适用标准。
骆阳仅在术后咨询过一次律师，对方告诉他“（官司）99%要失败”，并表示此案“不接”。薛莉研究过相应法律，也在网上多次咨询律师，早期一名相关胜诉案件律师告诉她，“还不是维权的最佳时期，要等到视力越来越差，在符合受到伤害获得赔偿标准的时候再来”。薛莉后来还曾特意飞到了这名律师所在地，对方称需费用5万元。
银柿财经在裁判文书网以“近视手术”为关键词检索，显示从2013年至今，共有57篇相关文书，每年均为个位数。以“近视手术”“视觉质量”为关键词，则仅出现1篇文书。判决书显示，其当事人一审获赔23万余元残疾赔偿金，因为“经司法鉴定，原告的医疗损害后果已构成残疾”。
银柿财经联系到这一案件的代理律师张勇旗，他对银柿财经表示：“目前，国内对视力损害的认定是以伤残评定为标准，主要评测的是视力和视野。所谓的‘视觉质量’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对眼睛功能品级的评价。”
福建至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冰也曾担任近视手术导致的医疗损害案代理律师，她向银柿财经分析，“视觉质量受损需要严重到一定程度、对视力造成影响，进而对生活造成影响，而该损害后果与医生的侵权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才可能去打官司。这个具体的影响程度就需要看司法鉴定报告的结果。”该案件中的医院最终被判向患者支付赔偿款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判决书，案件中的患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但另一方面，银柿财经发现医学界内并不缺少对视觉质量的关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翟长斌在其科普视频内，形容视觉质量是“从视力上再延伸更高的优势”，“常见视力表中e字或c字只要知道其开口，就可以认定能达到1.0或者1.2的视力，但做专业眼科医生更关注的是视觉质量。”
“视觉质量首先当然包括视力。现在比较新的还有对比敏感度、连续性、功能性视力、视野等。”眼视光学和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瞿佳向银柿财经解释，“手术之前对视觉质量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事情。”
标准
那么，视觉质量仅仅是一种主观因素吗？是否有检验方法和客观标准？在我国具有隐形眼镜和屈光手术的开拓者地位的某业内知名专家对银柿财经表示：“（近视矫正手术后）最常见的是出现角膜不规则散光和高阶像差增加。精神正常者不会出现主观问题。视觉质量好坏有多种检查方法。”
银柿财经查询到，2019年，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针对“评价屈光手术后的治疗效果”这一临床问题达成过一个“共识”，指出“最真实可靠的反映人眼视觉质量状况需要主观和客观的合理结合”。
为何这一行业内共识无法在司法中适用？“过去对近视手术的认知就是摘镜，视力达到1.0以上就认为成功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认知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从事临床、教学工作30余年的眼科专家瞿佳看来，对视觉质量的共识是行业从医学技术上追求进步、追求医疗满意度与舒适度的高质量要求，与法律的基本评判属于“两个不同的过程”。
“行业的发展要求在司法中可以引用，却并非法定规定。如果是视力出现很明显的问题，司法中可以确定，但（视觉）质量并不表明一定是事故、出问题。法律层面是相对滞后的，不能按高质量要求来打官司。”瞿佳认为。
专家更多强调该手术对医生专业水平的考验，认为手术本身并不复杂，“随着医学进步，未来甚至机器人也能帮助解决”。但在手术之前的设计、对预后的评估“非常重要”。
“患者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一件事医院还要做好——知情同意书，告诉患者医疗的东西有好多（风险）是不可预测的，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尽量写上，合理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瞿佳说。
“根据患者信息设置手术参数的过程，比较考验医生的专业水平与经验。比如患者角膜较薄，度数较高，一般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位从事近视手术多年、不方便透露姓名的行业专家也提出，“手术条件、大概的预后情况、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医生一定要告知患者，不要术前什么都说可以、好的，到术后发现结果没有那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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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提供的手术知情同意书
资质
银柿财经还从追问中了解到，在近视手术领域，对医生资质、手术级别目前并无明确规定。
就该手术级别，群内曾发生过一段小争吵。有患者坚称其为四级手术，也有人称“不可能”。按相应规定，从一级到四级手术，逐渐风险更高、过程更复杂、难度更大。对近视手术的具体等级，几位医生并未作出明确答复，有医生认为手术本身并不复杂，也有医生认为是在一个健康眼球上做手术，对精确度要求很高。瞿佳还提到近视手术“介于严肃医疗与消费医疗之间”。
上述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过去要求医生考取准分子激光手术上岗证，但如今已经没有资质上的硬性要求，在其所在医院大多是老师带学生的方式，主刀一般至少为主治医师。多名专家都对银柿财经表示，“要求高一点”的医院，会要求主刀医生接受特定设备使用与手术技术培训。
根据2020年的《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我国每5万人中有1.6名眼科医生。“近视、白内障等眼病诊疗需求的日益增长，对眼科医师熟练掌握手术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在现实中，“要求”似乎也可以按照“需求”浮动。
以柯迪做手术的医院为例，作为业内知名的上市眼科集团，爱尔眼科在国内外有数百家眼科医疗机构。集团方面告诉银柿财经，在该集团，三种主流近视手术的主刀医生，除了符合行业要求的眼科主治医生及以上职称外，年轻医生必须经过培训、考核方能准入，从其他医院引进的医生，做三四级手术也需经过考核方能准入。银柿财经曾走访该集团的杭州院区，以患者身份现场咨询，对一名挂在屈光楼层入口处、下方介绍为“屈光不正相关眼病的诊治、各种屈光矫正手术术前评估及术后指导”的副主任医师，屈光科室医助称其“暂时不做”近视手术，“她擅长在于眼眶手术，类似双眼皮，开眼角”。
在银柿财经以患者身份咨询手术效果，不确定两年内度数是否稳定时，该院一名主治医师表示“要求是这么要求的”，“就看你自己，比如现在给你做完，之后再涨100度，你能不能接受？”
对于术前咨询阶段、手术风险的告知，受访者普遍认为医院存在缺失。
“我的主刀医生很忙。”付杰的经历和骆阳很像，“他只是在我躺上去要做手术了才出现。”对于整个流程中接触到的人，付杰并不完全清楚对方的身份，也正因此，他也搞不懂“到底责任在谁”，“验光是一个人，其它检查又是另一个人，如果说有问题，他们就说是严格按照手术流程来的。”
他猜测术前咨询、签署知情书的都并非专业医生，只是一般医助，虽为一对一签署，但并不会讲解，仅让患者“看一眼觉得没问题就签”。“上面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付杰术前对风险认知仅为“手术做坏了，也就是把原来的300度做成400度”，“没想到本来没有散光也能做出散光来”。
薛莉是在开手术预约单时见到的主刀医生。“只有两三分钟，问我职业，为什么想做，从哪里了解到，就给我开了。”薛莉曾问“术前还会沟通吗”，对方告诉她“会的”，但最后并没有。
眼科博士、西京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炜曾就“统一医患双方的预期值”做了一个设想：理论上，要针对每一个人的手术条件预测出可能的结果，花费至少半个小时和患者术前沟通。很快他又从现实分析，认为这很难做到。
“如果第二天有30位患者要手术，那么就需要15个小时来完成术前沟通，还不能是护士或者接待人员。”赵炜提到，30位手术患者在手术旺季对于较大的中心一般是常态，“这么看来，国内的大中心，无论公立三甲还是私立连锁，都做不到。”
不只一位行业内专家对银柿财经表示，术前知情同意书需患者自己认真查看，要医生逐条加以说明，“似乎也不可能”。
过热
何锐发来的一则抖音视频显示，其主刀医生账号曾发布信息：“一点半开始，四点半结束34台手术，不耽误回家吃饭。”按照这一数据，该医生平均5.2分钟就要完成一台手术。银柿财经还注意到，2022年暑假，一上市集团某眼科医院院长在微博记录，从当日早上七点到次日凌晨一点，其前往多个地方医院，共记录下近90台手术。
数字之下，也许正是受访者看到的“主刀很忙”，但不可否认的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显然是欢迎的。而相比术前沟通，医疗机构对手术的宣传往往更为热衷，有时甚至对风险有一定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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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同样以柯迪做手术的医院为例，银柿财经在医院发布的信息中看见，院方在这个暑假推出了为期3个月的活动，其中专门设置了“考生专线”。有网友在百度以“高考咨询”进行搜索，首位显示的为爱尔眼科在北京院区的近视手术广告：“爱尔提醒，宜早不宜迟，不宜过时，应提前做手术。”在爱尔眼科杭州医院现场咨询时，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在做周年庆活动，其等待区域墙上贴了数十张医患照片，配以“挣脱眼镜束缚，重获自由视界”“你想要的好视这里都有”等文案。放置于休息区的一份宣传手册显示，集团与国内某主流媒体联合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称2021年 2023年，近视手术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爱尔做近视手术”，“全飞秒是学生近视人群中的主流选择”等。
翻开爱尔眼科2023年年报，从2022年到2023年，销售费用从15.5亿元升至19.6亿元，其中，广告及业务宣传费从7.2亿元升至9.3亿元，均为其中占比最多的费用。而同一阶段，研发费用为2.7亿元升为3.3亿元，仅接近其当年广告费用三分之一。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开展营销活动无可厚非，但不只一位受访者表示曾受误导。柯迪提供给银柿财经的一份截图显示，去年9月他咨询了该院微信客服，对方称，“手术风险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近视手术将近做了几百万例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说像把眼睛做坏了那种情况”。考虑到这是一家上市集团，柯迪并未怀疑，没多久该院前台又联系他，称近日正做活动，原价19800元的全飞秒当时只要15800元，柯迪更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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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迪最初咨询医院
王律师也是在爱尔眼科某院区做的手术，她提到自己做的晶体植入手术被宣传为“可逆”。今年3月后，她向当地市场监管局进行了举报，也陆续向多个卫生行政部门发函请求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她提供给银柿财经的文件显示，当地市场监管局向她反馈“已决定立案”，卫生行政部门则回应已“收悉”。
“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的利益比别的眼科手术都大，这样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有铺天盖地的近视眼手术的广告了。”早在2012年《科技日报》的一篇报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眼科医生就曾这样对媒体表示。报道称，激光近视矫正手术“只要1分钟，就可以轻松赢得上万元的进账”。“我们一个上午可以做十几台这样的手术，快得很。”受访医生说，“对于很多医院而言，设备就摆在那里了，这个钱你是赚还是不赚，几乎是不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应了医疗行业流传的那句“金眼、银牙、铜骨头”。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眼科相关企业6326家，近十年相关企业注册量呈整体增长态势。而在眼科医疗市场的扩张中，屈光手术显示出了较高占比与高利润。
据爱尔眼科2023年年报，其屈光手术项目毛利率水平超过55%。查询国内主营业务为眼科医疗的另外4家A股上市眼科医院集团数据，均显示其同期屈光手术项目的毛利率在50%左右。对其中3家公司而言，屈光手术分别都贡献了最多的营业收入，其中一家的屈光手术营业收入比重甚至接近该公司当年总营收的一半，为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
上市公司方面的数据还表明，2019年我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就达到1037.4亿元，其中屈光手术占比16.8%，排名第三，这意味着其市场规模已到百亿级别。有公司预计，随着中国屈光不正手术治疗的普及，中国屈光手术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不仅医疗机构，在群内患者发来的某一线城市卫生部门的官方账号中，银柿财经看到一篇以“做完近视手术1个月，我肠子都悔青了”为标题的文章，内文第一句却是“后悔咋没早点做！”这是一个颇为知名的科普账号，尽管全文对近视手术做了多方面科普，但并未提到任何“重影”“视物凹陷”等患者提出的后遗症。
“在医疗行业，对宣传和广告都有严格界定，不能违反广告法，也不能过度宣传，尤其是疗效的宣传，过度说自己怎么好那是不行的。”对当下情景，瞿佳表示，“当前屈光手术的手术标准是明确的，手术单位和医师的准入也是有明确门槛的，对屈光手术各个方面的监管也是切实有效的，患者应该信任正规的、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和手术规范。”
一位受访的知名专家对银柿财经提到一个现象，至今日本激光矫正近视眼手术仍不热门。据多家主流媒体报道，2013年底，日本消费者厅称，2009年以来，日本全国共接到80件对近视激光矫正手术的投诉，消费者厅呼吁人们慎重考虑近视激光矫正手术。事实上，业内也有多名专家多次提醒手术的“可选择性”。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的王宁利曾强调，“大家应该关心适应症掌握得好不好，该做的可以去做，不该做的千万不要去做。”瞿佳也建议，“屈光手术是选择性的，不像救命是必须的医疗。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个人要矫正视力不一定要摘掉眼镜。要摘掉眼镜，也不仅仅只有屈光手术。”
专家对谁该做、谁不该做还做了一定解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选择或者生活方式决定了不能戴框架眼镜，隐形眼镜也戴不了，就是想做，那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是矫正的一种手段。”
等待
薛莉是群内患者们了解到得到赔偿最多的患者。她告诉银柿财经，赔偿金额超过20万元，即使通过民事诉讼认定医院全责，或许也很难达到这个金额。而起初，她的目的并不在于赔偿，“我要惩罚医生与医院，让更多人免受伤害。”
想起当初查不到结果、没有法律支持、求助学校部门也无相应机制时，薛莉很激动地哭了。她曾有半年时间沉浸在此事中，一直在失望，每一次和手术医院对峙总是哭。直到术后9个多月，院方主动让她与行政部门协商，提出了5万元赔偿，薛莉终于感到眼泪是无用的。
薛莉一边研究角膜地形图，学习计算偏心，一边不断问诊，希望通过一个个客观的结果证明手术问题。在最后面见律师后，她回到家中闭门了十天，专门研究法律文书，重复看网上的案件。她意外得知，可以对照相应的医疗规定、法律法规，通过病历等资料了解医院的违规行为，以“行政履职申请”处罚医院的不当行为——只要证据充足，由行政部门认定了医院要负责任，薛莉就打算以此作为证据帮助后续司法起诉，而如果行政部门在其中不作为，她便决定先起诉行政部门。
因和医院存在争议，薛莉报警封存了病历。一线城市警察的配合帮助了她。但她此后能维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证据：医生没有和她术前谈话，且显示相关文书签字时间，系统记录该医生同时在为其他病人看病。
“但很多人是无法得到这个证据的，因为不可能去录音录像，监控也不会给你。”薛莉建议“所有做手术的人签字一定要签到分钟，一定确保医生是真正在场”。在拿着掌握到的录音录像，对照相关法律找出病历上可看出问题的证据并以法律施压后，医院终于态度转弯，向薛莉道歉。
直到最后，也没有人给薛莉一个解释，眼睛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长期检查让她十分抗拒去医院，她已几乎不怎么去找医生。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群消息。在长久的心理建设后，薛莉决定回归正常生活，重新投入她擅长的、感兴趣的工作中。她告诉银柿财经，采访前一天她已重新竞聘原来的职位。“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希望行业能够规范，医生能够更有良知”。
八个月的时间，何锐整理出了70多页相应证据与法律材料，他打算像薛莉一样，通过将其提交给当地的卫生部门来维权。何锐说，他的诉求主要是医院医生对他公开道歉，以及卫生部门对该院科室的整改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对更多年轻人发出提醒，“我倒不是说非要救我，因为我（的意外）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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