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昴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摘 要：左联时期的刊物《电影艺术》创刊于1932年7月，虽前后只出版了4期，但所刊发的文章却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意识和开阔的批评视野。随着1933“中国电影年”的到来，这些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上均起到了相应的影响，并由此带来了产业自主与内容理性等多方面的积极转向。《电影艺术》在电影批评上的尝试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从中亦可看到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之间相互联动的媒介时代特色，对于当下有效艺术批评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 左联 中国电影年 《人道》 《三个摩登女性》 电影批评
左联时期出版发行的多种文艺刊物，对左联先进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观念都曾起到过重要的承载与传播作用。通过这些刊物，左联的纲领、章程、决议等得到了宣传，一些介绍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也得以发表。据相关统计显示，左联时期的期刊先后有九十余种之多，并可“大致分为左联机关刊物、左联有关刊物及左联成员办的刊物三种” 1。其中如《萌芽》《拓荒者》《五一纪念特刊》《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等为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新闻》《无名文艺》《文艺新地》《现实文学》等为左联有关刊物；此外，左联成员所创办的刊物则还有《大众文艺》2《文艺讲座》《文艺研究》《文化斗争》《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等。
在这些刊物所刊载的文章中，艺术的话题无疑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之一。如《大众文艺》在1930年即连续发表《革命十年间苏俄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介绍苏联的音乐发展现状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3《南国月刊》《艺术月刊》等杂志，也注重刊载戏剧作品以及戏剧理论方面的论文，探讨了戏剧运动的进路以及戏剧与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其后，左联在艺术观念上的进步思想更是影响到了艺术的各个门类，特别是由于戏剧与电影在艺术语言上的关联，以及左联成员在戏剧与电影领域的重叠，直接助推了1932年前后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在这期间，左联的文艺刊物则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其中创刊于1932年的《电影艺术》，即展现了开阔的批评视野，并随之带来了电影创作的积极转向。
左联刊物《电影艺术》的批评视野
《电影艺术》是由沈西苓等人创办的左联文艺期刊之一，创刊于1932年7月8日，每周１期，共出版了4期，第5期未及印出即被封闭。在“代发刊词”中，编者曾阐明《电影艺术》的办刊宗旨与行动方案，即通过正确的批判以及对于电影知识与学术的介绍，提高当时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探讨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促进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走上正确的道路。4
《电影艺术》虽然一共只出版了4期，但由于有着清晰的办刊思路，刊发的文章可谓掷地有声。据相关回忆文章记述：
该刊虽仅出了四期，但为左翼电影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一，它揭露了国民党中宣部关于禁摄反映战争（指淞沪战争）的影片和当时的进步影片的无耻决定。第二，它抨击了组织“中国第一影片公司”的阴谋。1932年上半年美国资本家为了垄断中国电影市场，以250万巨资开设“中国第一影片公司” 。《电影艺术》发表异郎的《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对此进行揭发，指出这是“用中国的招牌，用中国的工具，来使它们赚取中国老百姓血汗换来的金钱”，号召电影界应彻底觉悟，开诚联合，拒绝参加他们的工作，粉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阴谋。第三，它批判了反动电影《人道》中将旱灾归为“天意”，造成灾祸的原因为“不孝”的反动观点。5
从所刊发的文章内容来看，其一，《电影艺术》对当时社会上电影创作的总体环境给予了关注。在1933年以前，随着电影拍摄与放映量的持续增多，人们也开始思考电影的艺术属性、社会功用以及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电影评论的发布场域逐渐形成，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电影期刊或者报纸的电影副刊，均在此时创办，其中如《电影月刊》（1930年创刊），《电声日报》（1932年5月创刊），《时报·电影时报》（1932年5月创刊），《时事新报·新上海电影栏》（1932年6月创刊），《晨报·每日电影》（1932年7月创刊）以及《申报·电影专刊》（1932年11月创刊）等刊物的相继出版，皆使人们对最新上映电影的即时评论成为可能。与这些刊物相似，《电影艺术》同样创办于1932年，但是从创办的第1期开始，《电影艺术》即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如在封面显著位置介绍了刊物的特色——“公开的斗争，理论的研究，客观的批判，学术的介绍”，并表明《电影艺术》在当时可称为“国内电影刊物界唯一的理论杂志”。此外，在《电影艺术》第4期一篇名为《值得我们钦佩的两位记者先生》一文中，还有如下记述：“提起时代，于是，几张大报也出电影附刊了。自然也是想抓住时代的。不过电声日报，却……‘宜乎大报亦眼热而仿效矣……本报销行，竟能惊动大报竞出电影附刊’。”6可见，在1932年7月前后，正是各大报刊竞相创办电影副刊之时，在此之前，如《电影月刊》等所刊发的内容多为影片宣传，且附有照片，主要目的在于为观众提供电影资讯，因而缺少真正具有理论深度与批评意识的文章。《电影艺术》的创刊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自称为“唯一的理论杂志”也是较为恰当的表述。在4期的内容中，《电影艺术》不仅注重向观众介绍最先进的电影理论与电影技术，7刊发了多篇电影批评文章，而且杂志中导演与演员的自述也颇具特色。《电影艺术》在理论深度与批评意识上的探索确有超越同时代电影刊物之处，可以说是在《电影月刊》与各大报纸的副刊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影响了其后电影批评的风格，带动了一个时期电影批评的发展。一方面，这些电影方面的杂志或者报纸副刊，集中在两三年间创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电影的普遍关注以及对电影评论需求的增加，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些刊物逐渐形成的批评场域中，才使得电影艺术的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被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随着电影评论的逐渐深入与媒介评论环境的逐步形成，电影所应具有的文化立场与社会功用，也成为人们所集中探讨的问题。何为进步、何为落后、何为陈腐、何为创新的问题在人们模糊的意识中逐渐清晰，也成为当时电影评论的一条重要的评价标准。
1930年10月，在沪上刊行不久的《电影月刊》曾推出“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专号”，并在这一时期文坛“左右对峙”的纷争之中，成为右翼“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8随着左联电影运动的兴起，左翼电影批评的群体也在逐渐壮大，这也使许多进步的电影观念在评论的实践中逐渐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最终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关于电影在娱乐、教化等社会功用方面的广泛思考，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也可看作是这一时期探讨的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影艺术》在1932年所刊发的文章中能够直指当时电影审查所带来的问题，能够意识到进步影片对于当时社会的意义，无疑是在电影批评的总体场域中所形成的进步观念，也由之带来了电影创作领域更深层次的变革。
其二，《电影艺术》意识到当时中国电影产业面对的危机，指出了“中国第一影片公司”成立背后的资本垄断实质，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产业批评。异郎在一文的开篇曾写道：“自从报纸上先后发现美国注册之中国第一影片公司及联合电影公司之煌煌广告以来，中国电影界，莫不为之骇然震惊。的确，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不仅是中国电影界本身的当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严重问题！”9在这篇文章中，异郎直陈问题的要害，指出中国第一影片公司是多数外国富豪的投资，中国股本虽然也在其中，但只占据了非常少的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拍摄出的电影，虽然可能由中国人导演，但却是用中国的招牌、中国的工具，最终为外国资本赚取中国老百姓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所以在文章中，作者呼吁当时的中国电影企业家应联合一致，彻底改良，在技术、剧本以及演员待遇上寻求突破，呼吁电影界的知名人士也应不为名利所诱惑，拒绝参与第一影片公司的任何工作。此外，作者还希望电影的批评家们能够避免“意气的攻击，友谊的鼓吹”，真正担负起批评应有的责任，希望电影的观众也能够随之觉醒，从根本上改变当时贫弱的困境。10该文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不仅是在代表电影界发声，同时也是在代表各行各业所面对的困境发声，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即时地发现电影产业中的危机，并提出应对之法，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则发挥了更加全面的作用与价值。
其三，《电影艺术》能够关注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也即时评价了1932年由金擎宇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人道》一片。在1932年7月下旬，左翼电影人对于当时颇具影响的影片《人道》曾组织过积极的评论。其中，如《晨报·每日电影》在1932年7月21日《人道》上映当天曾发出《征求〈人道〉批评》的启事，22日，洪深、朱仲吕、白谷、姚苏凤联合署名的文章《〈人道〉的批评》即在《每日电影》刊发。此外，《每日电影》在22日还同时发表了黄病莺、李季宏所撰写的两篇影评《吾看〈人道〉》和《人道》，23日，又刊发了姚苏凤的长篇评论《再论〈人道〉》。11与此同时，《时报》副刊《电影时报》也先后在7月22日至27日期间，刊发了如尘无《〈人道〉的意义》等有关《人道》的7篇影评。这些非常即时的影评，有褒有贬，从多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的得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上映之前，《电影艺术》即率先刊发了聂耳与《人道》导演卜万苍的一篇关于电影创作的对话体文章，并在文中指出了剧本所犯的两个重大的毛病，其一是“过重于靠天吃饭”，其二则是全剧始终站在个体的视角来进行描写，而没有将赵父看作是全体灾民中的一员，从而忽视了全体灾民的感受与欲求。12这篇对话文章指出，认为影片中将旱灾归为“天意”，将造成灾祸的原因归为“不孝”的观点存在问题的人首先是影片的导演卜万苍，换言之，即在影片上映之前，导演已对作品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由此，也可看出在电影批评的持续影响中，剧作思路虽一时未能转变，但人们对电影所反映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已具有比较清晰的共识。
综上，1932年刊行的《电影艺术》从艺术环境、艺术产业与艺术作品三个层面，均开展了相应的批评，在短短4期的期刊篇幅内能有这样的批评视野，体现出当时电影批评的总体发展趋势，也体现出《电影艺术》脱离此前电影刊物作为宣传手册的简单功用，承前启后逐渐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批评的进步。
1933年：“中国电影年”的创作转向
1933年，在影史上常被称为“中国电影年”或“左翼电影年”。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的开篇中曾说：“被期待做‘中国电影年’的1933年，终于很快的消逝去了；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年间的业绩，检审一下一年间的步伐，再从这种对于过去的认识和反省中，来决定我们新的再出发的基点，这反顾的工作，我想绝不是没有意义的。”1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左翼运动的浪潮下，开始自觉地寻求突破与转变，而电影批评在这一时期的逐渐勃兴，恰恰助推了1933年电影创作在产业自主与内容理性上的重要转向。
（一）产业自主：20世纪30年代初的影业格局变迁
在《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一文中提到的电影产业所面对的困境，得到了当时电影人的较多关注。在中国早期的电影产业发展史中，特别是在上海，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类似于“放映室”或“放映厅”等电影播放形式后，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在中国境内的电影公司以及电影院其实都是由外国资本或者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进行相关经营与管理的。其中，如西班牙人雷玛斯（Antonio Ramos）就曾被称为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影业大亨”，从1903年他来到上海开始逐步经营电影放映场所，到1926年回到西班牙，他在上海前后开办了多家影院并参与电影拍摄。即便1926年回到西班牙，他经营的影院，如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亚等，也只是暂时出租给了张石川、张长福等中国电影人进行经营，直到1931年6月，他确定不再返回中国，才将他名下的五家影院以及其他资产，售卖给了中央影戏公司。14据1925年1月1日《申报》所刊发的《一年间上海电影界之回顾》一文统计：“上海之电影院，共有十八处，以西人开设者居多……且所映之影片皆欧美著名者……，其中以雷玛斯影片公司开设者为最多，占三分之一。”15可见，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外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影院已基本形成垄断规模，仅雷玛斯一家影片公司即占去了三分之一，由中国人投资拍摄的影片，大多也只能在这些影院等待上映。因而，拥有中国人自己的电影产业，使得中国影片可以在国人自主经营的影院及时上映，这也一直是当时电影人的共同期许。1925年，申江亦舞台因经营清淡，所以在张长福、张石川的共同商议下，原址改建为中央大戏院，成了后来中国影片首映的主要场所，也逐渐获得了“国片之宫”的称誉。《电影艺术》发出《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一文的时间点，正是中央影戏公司收购雷玛斯电影资产之后的1932年，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虽已有中央大戏院以及众多国人经营的影业公司，但中国电影产业仍处于外国资本的虎视眈眈之中。可以说，《电影艺术》的呼吁使得当时的电影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状况，不仅中央影戏公司所辖的中央大戏院等7家影院开始以“提倡国产电影”为目标，而且前文提及的美国资本家想要创立的“中国第一影片公司”以及“联合制片公司”等，也因多位电影界知名人士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参加，最终，迫使他们登报招股的信息无人响应。至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影业格局方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也间接奠定了左翼电影在上海振兴的产业基础。
（二）内容理性：作品评论与剧本创作
在电影产业自主以及国产电影的拍摄逐渐受到重视的同时，关于具体电影作品的内容理性也开始有所改观。 如前文所述，《电影艺术》期刊当中所提及的卜万苍导演的影片《人道》， 还存在将灾害归为“天意”，且将造成灾祸的原因归为“不孝”等观念，而1933年，在几乎原班人马拍摄，仍由卜万苍担任导演的影片《三个摩登女性》中，剧作的内容就有了明显的转变，也出现了许多进步观念的表达。
影片的编剧田汉在《〈三个摩登女性〉与阮玲玉》一文中，曾记述道：“《三个摩登女性》写围绕一个叫张榆的知识青年的三个妇女。”16在电影中，张榆因不满父母所安排的代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后投身电影界，成为当时男女青年竞相羡望的大明星。在上海的岁月中，张榆结识了虞玉、陈若英与周淑贞三位“摩登女性”，其中虞玉是一位“南国红豆式”的热情女士，因爱看电影且倾慕张榆的风度，而渐渐与张榆“热络”起来。陈若英则是一位来自小城市的纯真少女，因崇拜张榆，又爱而不得，最终在与张榆共同出演的影片中自杀身亡。周淑贞是曾经被张榆“逃婚”的未婚妻，因受此屈辱，遂发奋读书，自立自强，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与母亲逃难至上海，考入上海市电话管理局当接线生，而与张榆再次相遇。正如田汉所说：“《三个摩登女性》不是平列的，而是有所突出的。我们批判了追求官能享受的资产阶级女性虞玉和伤感的殉情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陈若英，而肯定了、歌颂了热爱劳动，为大众利益英勇奋斗的女接线生周淑贞。”17在周淑贞因反对电话管理局减薪和开除工人而参与罢工斗争、撒传单、对群众讲演，鼓舞大家的斗志，为管理局职工争取利益的时候，她是无所畏惧的。在影片中张榆也不禁感叹地说道：“今天我才知道，只有真正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
《人道》与《三个摩登女性》是1932年至1933年间社会关注非常高的两部影片，一度引发了电影评论的热议，虽然从各方评论来看，两部影片在剧情推进、人物设置上均有值得推敲之处，但对当时的电影创作来说，则“的确是特殊的新的收获”18，特别是在作品评论的影响下，电影剧本创作出现显著变化，如尘无在《〈人道〉的意义》一文中曾评论说：“《人道》放弃了群众，同时更否决了群众的‘力’，固然在《人道》中也曾有过发粮的一个场面出现些群众，但这不过是‘发粮’罢了，并且也只是模糊的远写，而没有把饥民们集团的行动和整个的欲求表现出来。”19《三个摩登女性》则将这样来自群众的“力”通过周淑贞的经历表现了出来。正如当时的影评人所说：“在《人道》映出之后，卜先生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实在是为今日的电影观众所大不满的，但《三个摩登女性》显然地昭示了卜先生已走上了革命路线，虽然在《三个摩登女性》里有着那么浓厚的浪漫的精神，可是正所谓这片子，在中国的电影中，是‘初生的嫩芽要我们来爱护它，培植它的’。因为片子的内容是倾向于革命方面的。”20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初，特别是1933年，在《电影艺术》等刊物于1932年发出反思电影现状的多篇文章之后，中国电影人已逐渐意识到影业自主与内容理性的重要，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进步的思路拍摄国产影片。如前所述，洪深在名为《1933年的中国电影》的文章当中就曾经对当时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国产电影的拍摄情况进行过梳理，其中，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天一公司等中国人自主经营的电影公司开始逐渐掌握了电影生产与放映的资源，也从而在1933年产出了一批重要的左翼电影作品。正因如此，1933年才被称为“中国电影年”。
媒介的时代特色：
有效的艺术批评如何建立？
20世纪30年代初，电影评论助推了左翼思想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电影产业自主与内容理性的悄然转变。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之间及时有效的相互联动，同样是影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体现出媒介对于有效艺术批评建立所起到的作用，对当下的艺术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首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更是创办了大量的刊物。从当今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的刊物媒介形态相对单一，不仅全部集中于纸质媒介，且印刷、发行条件也受到多方限制，然而，当时的电影评论却保持了极高的时效性与关注度，往往一部电影刚刚上映，第二天即有影评刊发于各家期刊和报纸副刊。通过影像媒介所创作的影片，其评论、探讨以至于对话的空间，都需要在单一的纸质媒介中建立，这就使得当时的电影评论在期刊中形成了一种闭合场景，也由此带来了关注度的集中。
其次，在这一时期，电影的评论者与创作者兼具多重身份，如夏衍、阿英、石凌鹤、田汉、洪深等就既是剧作家、理论家，同时也是评论家，经常会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影评文章。聂耳则既是作曲家，同时也是影评人，所以他的评论有时还会涉及电影音乐 。21多重身份加之单一的媒介形态，使得电影的评论者与创作者在期刊间形成了自然的联动，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刊物同时具有了公共话语场域与专业话语场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从公共话语场域来看，这一时期的刊物是观众在观影前后重要甚至于唯一的参照，观众需要在刊物上了解影评人、剧作家以及电影拍摄者对电影的介绍与评论，同时也需要在刊物上参与电影的讨论，刊物成为面对大众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从专业话语场域来看，这一时期的刊物也在电影业界形成影响，如前文提及的《电影艺术》所刊发的聂耳与卜万苍的对话，即更多属于专业内部的探讨，所以也必然能够引起电影创作者关注度的提升。因此，由多重身份与单一媒介所建立起来的公共话语与专业话语的重叠场域，正是这一时期的电影评论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创作的又一原因。
再次，电影评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经历了明显的自觉。从其进程看，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制订和通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其中的第四、五、六条与电影有关；“剧联”成立后，又特别成立了“影评人小组”。1932年7月8日，《电影艺术》出刊；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并在会议上选出了执行委员与候补委员。22其后，按照“剧联”关于电影的行动纲领，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瞿秋白指示，1933年3月又在“剧联”党内建立了以夏衍任组长的“电影小组”，成员包括阿英、王尘无、石凌鹤以及司徒慧敏；1933年5月，“由电影小组研究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文章，有张凤梧（阿英）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席耐芳（郑伯奇）写的《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王尘无的《中国电影之路》。前辈影人郑正秋也在此时写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23。可以说，正是明确而统一导向进步思想的评论尝试，成为艺术批评得以有效建立的基础。
综上所述，单一纸质媒介所形成的闭合场景，公共话语与专业话语所并置的重叠场域，为有效艺术批评的建立提供了外部的媒介环境保障，而电影评论的自觉，特别是进步思想的统一导向，则是有效艺术批评建立的内在动因。因此，左联时期的电影评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自觉地将进步思想通过刊物这一媒介形式传达给电影创作者以及电影观众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了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之间的有效联动，体现出了鲜明的媒介时代特色。
当下，融媒介环境以及评论家身份独立等因素改变了电影评论以及艺术批评的总体环境，单一的纸质媒介场景不复存在，公共话语与专业话语也在各自的场域中“分头行动”，这些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即是评论与创作的脱节，也成为时下艺术批评中比较重要的缺失之一。应当看到，随着融媒介的进一步延展，更趋分众化的媒介环境已具备了形成的条件，不同类型、风格的艺术作品，会在分众化的媒介环境中形成评论的新型闭合场景，如能更好地对之形成观念引导，尝试在公共话语与专业话语场域间实现跨媒介的有机融合、交流，无疑能够更好地实现评论对创作的影响，并随之建立起更加有效的艺术批评。
结 语
创刊于1932年的左联期刊《电影艺术》，在四期的内容中展现出了开阔的批评视野，体现出这一时期刊发电影评论的相关期刊已逐渐从电影的附加宣传手册转变成为具有真正批评意识的媒介的趋势。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批评来说，《电影艺术》所刊发的文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这些评论文章的刊发与当时的电影创作紧密互动，评论中的观点更是直接影响了1933“中国电影年”的创作走向，体现出了鲜明的媒介时代特色。而且，在这一进程中，也体现出左联期刊在文艺评论领域的影响力，左联批评家在多家期刊上的电影评论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引入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对于研究左联时期的电影史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 司徒智．“左联”刊物随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56-57．
2 后期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
3 参见：宋建林．左联关于音乐批评的几次论争．艺术批评，2010（5）：37- 43．
4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责任是：（一）提高观众的电影知识，（二）促进从事于电影事业的人员走入准确的大道，（三）阐明电影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我们的行动是：（一）需要正确的批判，（二）介绍各国电影的新知识，（三）灌输电影学术的ABC，及其他关于电影方面前进的探讨。［《电影艺术》代发刊辞．电影艺术，1932，1（1）：2．］
5 黄浦．左联时期一个刊物——《电影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94-95．
6 值得我们钦佩的两位记者先生．电影艺术，1932，1（4）：47．
7 如蒙太奇理论与有声电影原理。
8 赵轩．右翼文艺改造国民性的一次尝试．当代电影，2018（11）：137．
9 异郎．美资本进攻中国电影界后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电影艺术，1932，1 （3）：1．
10 异郎．美资本进攻中国电影界后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电影艺术，1932，1 （3）：25．
11 朱超亚．论1932年电影公共领域的扩大与《申报·电影专刊》的创刊．创作评谭，2020（5）：58-64．
12 聂耳．和《人道》的导演者的对话．电影艺术，1932，1（2）：21-22．
13 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文学，1934，2（1）．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7．
14 薛峰．雷玛斯与上海电影产业之创立．电影艺术，2011（2）：140-145．
15 周伯长．一年间上海电影界之回顾．申报，1925-01-01．
16 田汉．《三个摩登女性》与阮玲玉．影事追怀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5．
17 田汉．《三个摩登女性》与阮玲玉．影事追怀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8-19．
18 苏凤，鲁思．《三个摩登女性》我们的批判．晨报·每日电影，1932-12-31．
19 尘无．《人道》的意义．时报·电影时报，1932-07-23．
20 候一．《母性之光》评．时事新报，1933-08-06．
21 聂耳．我所知道的《生路》里的音乐．晨报·每日电影，1933-02-20．
22 执行委员与候补委员有：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任光、金焰、张石川、唐槐秋、胡蝶、应云卫、沈西苓、姚苏凤、程步高、周剑云、黎民伟、卜万苍、李萍倩、周克、查瑞龙等。
23 陈播．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诞生、成长与发展．当代电影，199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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