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鹏(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王锦婷(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 读在现代媒介化的城市中,网红地打卡与地方动态联结,数字地方感成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嵌与意义再生。
在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的助力下,“网红城市”“网红景点”脱颖而出,成为网络空间中城市形象传播的新现象。而网民以“打卡”作为记录美好生活和发现城市魅力的个体记忆实践,成为城市形象传播中抓住眼球、吸引流量,完成城市地方感数字化再生的重要渠道。
城市形象的基础是一座城市软文化与硬实力的结合,“网红城市”的超高人气是城市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长期积淀与传承的再爆发。网民的“打卡”实践是属于个体的记忆实践,“记忆本质上属于个体的复述行为,也是个体间信息交流和产生情感共鸣的重要工具”[1]。如何通过激发个体的记忆实践,让现实空间的历史文化景观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打通现实城市文化符号与社交媒体中数字地方感之间的桥梁,正是新媒体时代城市传播需要思考的问题。
问题缘起与阐释
(一)网红地打卡
“网红”常代表“在互联网传播平台中快速汲取热度与流量的新鲜事物”[2],折射同时段在网络中受追捧的流行的事物,顾名思义,“网红地”即是被想象成“网红”的具象的地点;“打卡”在当下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中成为一种独特的记录,将现实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出“人与媒介不断交缠流动之下的地方感和空间感”[3]。“网红地打卡”的实践往往伴随着社交平台的分享,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营造沉浸式体验、提供情感连接与创造用户社区”[4],评论、点赞、收藏、转发等都推动着场景的延伸和多元化。
(二)媒介记忆研究
媒介记忆是关于“媒介”和“记忆”的研究,最早在2005年由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提出,其讨论了媒介通过扮演一个代理记忆的角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5],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的媒介化外包,是将媒介作为个体记忆的一种辅助和延伸,数字媒介记忆以海量的储存和高速的传送更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功能”[6]。无论是结绳记事的时代、印刷术的时代,还是数字媒介时代,记忆的书写与再现都离不开媒介,媒介记忆“与其他的记忆特性一样,牵涉到人工及其生产并商品化的原材料,以及不可再生的能源”[7],它提供了集体书写的开放空间,也加剧了记忆的复杂性,给记忆的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三) 作为记忆场所的地方
“记忆场所”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在1978年提出,他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认为记忆场所是具有“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8]的场所。“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9]。特殊的地方隐含着特有的历史内涵与集体记忆,然而这些记忆已经脱离它们发生的语境,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媒介的影响在社会和文化交流建构中日益加深,地方变得流动起来,我们对于地方的期待和认知受到方寸屏幕耳目所及的渲染,地方体验从物质空间延伸到更细微的赛博空间和情感空间。如何建构语境来激活人们与场所之间的关系、故事和记忆,使之产生情感依赖和文化认同成为一大命题。
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对象选取与数据获取
本文在参与式观察基础上确立研究对象与问题。具体而言,杭州是历史悠久的旅游城市、城市数字化改革的先行示范,并被媒体评论为“网红经济第一城”,也是京杭大运河“申遗”的发起城市。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历史街区是位于杭州城北的著名网红打卡地,主要有小河直街、大兜路历史街区、桥西直街三个分段。
(二)网络笔记文本的内容分析
通过对所有样本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和清洗,通过re.findall提取单独汉字,用join函数将之连接成没有空格和符号的句子,再通过jieba.lcut将句子分词精准切割成列表,最后通过for循环倒序检查。使用TF-IDF提取关键词,排序前20的高频词统计如表1。显而易见,“杭州”是核心词汇,小红书用户将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街区紧紧与城市“杭州”相链接。“历史”“运河”“文化”“博物馆”出现的频率较高,说明小红书用户对于地方文化和历史比较关注。“拍照”“打卡”“推荐”等词条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可见用户在记录生活和表达观点的同时也倾向于推广和分享地方,以期获得其他用户的认可与共鸣。
表1:TOP20高频词统计表
讨论与发现
(一)介入:激活地方记忆
地方的唯一性和恒定性为文化仪式的传承和实践提供场域,也为个人记忆的激活提供物质基础。
1.同一地方:记忆的社会保存
地方的恒定性是激活地方记忆的强大基础,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都在“保护”记忆。相较于流动性较强的“人”,地方是更可靠的记忆场所,也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历史在地方上留下印记,也留下文化遗产、民间传统、历史现场、故事传说等。当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稀缺性”的同时,历史街区与建筑也在保护着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唯一性”,是城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媒介价值,独特的建筑风格、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都能够引发人们对过去的思考和回忆,使人们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思想精神上的共鸣点。对于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居民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更是家庭和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象征;对于地方的“新朋友”来说,这是一份丰满又精彩的自我介绍。随着时间推移,大运河原本的功能和两岸景色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历史建筑与原来相差无几,它们塑造着独特的地方意象。“富义仓”“卖鱼桥”“酱园”等分布在沿岸的历史建筑见证着一段发展历程,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
2.同一时间:历史文化仪式的模仿和重复
在模仿、复刻“过去”中重现记忆。记忆本质上属于一种心理上的行为,但是“我们往往试图使之根植于某种有形的现实之中”,构筑起“一种使之几乎可以实实在在彼此触碰的连结性”以“弥合历史上非毗邻点之间的鸿沟”[10]。文化仪式往往以某个特定历史事件或文化元素为主题,通过各种形式的表演、展览和游行等方式,再现历史场景和文化情境。其往往是一个集体行动,参与者通过参与共同创造文化场景和文化氛围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文化仪式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象征”[11],是文化传承的载体,通过不断地复制和演绎某个文化元素,使其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传递和延伸。大运河庙会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一般包括敬神、巡游、演艺、交流等文化元素,“大运河庙会可以说这几种元素皆均有之”[12],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庙会使过去的记忆“重现”,人们通过仪式和“打卡”在模仿、复刻“过去”中获得精神力量、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在文化仪式的体验中与地方产生联系,多维感官的综合刺激也催生着狂欢式的集体共情,放大了身份认同,巩固了人与地方的连接。
(二)接合:激发记忆实践
个人记忆的激活诱导实践的发生,在地方探索与媒介实践中激发情感共鸣和认同。
1.通过记忆习得建立情感认同
人们通过客观既有知识的习得获得个人记忆基础。个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习得与认知来源于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的直接反应,认知的产生必定会与原有的词汇习得基础发生相互交叉的现象[13]。人们根据其是否满足自己的“预期”产生情感性的态度体验,基于在记忆场所实践的互动感和参与感激发对于地方的某种情感,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被酝酿。当“情感被注入力量,扎根于地方和定位的身体,就是发自内心的政治”[14],人们通过他人口述、书本、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既有的知识建立对地方的初印象,不管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佳话、“千年漕运”的历史故事,还是拱宸桥、香积寺等历史名胜,京杭大运河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潜隐在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当“理想照进现实”,记忆场所在特定的区域、文化意象、街道角落或者时间节点被找到,与既有的“印象”碰撞交互,于是个人记忆被唤醒,个人认知的记忆与客观历史的记忆交互契合。
2.通过媒介实践巩固集体记忆
当媒介实践深入记忆场所,概念记忆与视听记忆多维重叠,集体记忆被巩固,地方记忆被重拾。在数字化时代,“打卡”的媒介实践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旅行和生活的一部分,它将现实空间的历史文化景观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媒介记忆的交汇和碰撞,“虽然记忆会随着时间的冲刷变淡,但媒介触发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唤起内心深处的空间意象”[15],可以说,“打卡”的媒介实践也是个人的记忆实践。与此同时,这些打卡经历被保存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一种公共的记忆资源,可以供社会大众在需要时回溯和查询,媒介实践为记忆书写创造出新的叙事方式。历史街区通过“网红地打卡”的实践、“种草”笔记“刷屏”社交平台,活跃大众视线,链接“流量密码”,吸引人们通过“打卡”与地方“合拍”,催生“晒地”“恋地”的实践发生,为新的记忆的建构创生机遇。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历史街区的小红书笔记中,“打卡水上巴士”“打卡博物馆”等一系列媒介实践深入具象的记忆场所,成为唤醒与重塑集体记忆的催化剂,传递着情感认同。
(三)沟通:地方感的数字化再生
个体记忆的数字化存储编织补充着集体记忆,也渲染美化着个体记忆,碰撞交互中,记忆的认知认同情感催生数字地方感。
1.个体记忆的数字化存储与渲染
记忆形成我们的认知逻辑框架,通过身份认同授予我们特定的身份标签。传统的记忆方式主要是口述、文字等,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记忆方式开始向数字化转变。通过分享“打卡”笔记提高个人记忆的可视化效果,实现个体记忆的数字化存储,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记忆存储方式。“可视化对于记忆的刺激作用比文字或口述更为强烈”[16],记忆的数字化存储使其鲜活、生动,更容易被保留和回忆。在“打卡-拍照-传播-再打卡”的媒介实践中,个人“通过分享和交流加强记忆的保持和巩固”[17],也影响和渲染着个人记忆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可以记录或再现记忆,也可以通过主观性的选择和修饰遮蔽或凸显部分记忆。比如,当用户将大运河与诗词相连接,在两者之间架起关系桥梁,将一段“游记”与诗篇书写在一起,一股江南水乡温婉之感油然而生,散落进个体记忆的罅隙,发酵、美化。
2.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互嵌
信息化社会的媒介记忆越来越重要,人际交往中的记忆传递和共享越来越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记忆连接着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数字化时代的人们逐渐依赖数字工具管理个人记忆和组织集体记忆,如果一个人将个人经验分享到社交平台,那么他的信息就有可能被包括陌生人在内的众多观众看到、评论和转发,这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共同点或者被激发的热情而产生联系,建立群体关系,并产生共同的记忆。个体记忆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了实质性的经验基础,集体记忆为个体记忆的理解和实践提供了框架和支持,两者处于动态互动关系,个体置身于集体之中,可以观察他人或者集体的活动,产生、建构自身的记忆,集体记忆也在个体记忆的动态变化中发展和完善。笔记内容情感分析的结果显示关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评价普遍比较积极,人们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记忆各有差异,或与个体曾经经历过的经验性的记忆相呼应,或与认知性习得性的记忆相呼应,当通过媒介的呈现,相似的经验召唤,无形的情感建立在有形的地方并依托地方表达和共享,产生共鸣,成为“公共领域共同铸就集体意识的中介性、基础性的驱动力”[18]。
3.地方感的数字化再生
邵培仁在《媒介地理学新论》中指出:地方感“既指一个地方的特殊性质,也指人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依恋与感受,既强调物理形式或历史特性,也强调个人或整个社区借由亲身经验、记忆与想象而发展出来的对于地方的深刻依附,并赋予地方浓厚的象征意义”[19]。“网络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稳定化。”[20]在城市中,人们到历史名胜或商业街区等地打卡,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展示、与他人分享体验,可以说,“打卡”成为城市文化符号与社交媒体中数字地方感的桥梁。从媒介记忆的角度来看,“打卡”可以增强人们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记忆,城市中的各种建筑、景点等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然而由于生活压力和工作节奏,很多人无暇去了解这些符号的含义和价值,而“打卡”促使人们主动寻找、认识和记录城市文化符号,增强对它们的记忆,不断丰富自己的城市记忆。与此同时,通过“打卡”,人们可以创建自己的个人空间,与他人分享自己所到过的地方、体验和感受,建立起数字地方感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交互动,还可以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归属感。
结 语
城市文化符号的传承需要不断加强。地方具有凝结集体记忆的重要作用,保护地方即是保护集体记忆与文化。文化仪式具有重要的媒介记忆作用,通过模仿、复刻“过去”将历史与集体记忆嵌入可参与、可互动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从个人情感走向身份认同,从个人认知体验走向“共同体”的想象。在城市保护和发展的进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通过对现实空间历史文化景观的合理修缮和利用,通过文化仪式的举办、创新,不断激发人们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
以文化符号活动激发个体记忆实践。个体是社会文化生活中最小的单位,同时也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卡”既是个体记忆的表现,也是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个体的记忆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开展与城市文化符号相关的活动,不断激发个体参与城市文化传承的热情,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合理应用新媒体技术。被创造的“通往过去”的语境塑造着新的集体记忆,媒介使地方感数字化再生,也使我们成为特定的共同体。地方应当讲好地方故事,以媒介记忆为重要手段,通过使用多种媒介技术再现和重构历史文化图景,让其更具现代感和互动性,进而保持延续性,也通过重复性的仪式再现和具有相似性的个体化实践沿袭集体记忆,推动建立虚拟数字地方感,打通城市文化符号与数字空间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8-59.
[2]李智,柏丽娟.虚实共生:场景视角下移动社交短视频“网红打卡”现象研究——以抖音APP为例[J].视听界,2020(06):29-32.
[3]吴筱玫.网上行走:Facebook使用者之打卡战术与地标实践[J].新闻学研究,2016(01):93-131.
[4]田浩.数字新闻剧场:情感连接与社区构建[J].中国出版,2022(22):29-35.
[5][6]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313.
[7]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
[8]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J].学海,2015(03):65-72.
[9]Edward.T.Hall.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10]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时间地图:集体记忆与过去的社会面貌[M].黄顺铭,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49.
[11]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M]//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7.
[12]吕洪年.延续大运河庙会的历史文脉[J].杭州(生活品质版),2015(03):47-48.
[13]柳玄涯.基于涉身认知的二语习得过程实验探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7.
[14]Davidson,Tonya K.,ondine Park,Rob Shields.Ecologies of Affect: Placing Nostalgia,Desire,and Hope[M].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11: 5.
[15]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8.
[16]Hambly, N., & Brisson, J.(2011).The impact of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on the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of knowledge in surgical resid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Journal of surgical education, 68(2), 122-128.
[17]Deslauriers, L., Schelew, E., & Wieman, C. (2019). Improved learning in a large-enrollment physics class[J]. Science, 332(6031), 862-864.
[18]周宣辰,程倩.情感与互动仪式: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27-34.
[19]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142.
[20]杨璧全.制造长沙:城市在传播中的“可见性”[J].青年记者,2023(08):77-7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邵鹏,王锦婷.介入·接合·沟通:网红景点打卡与地方感的数字化再生[J].青年记者,2023(22):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