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3年4月24日，3个年轻人在四川什邡市蓥华镇天鹅林场服毒自杀，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23岁。这是继4月4日张家界天门山四名青年相约自杀后，又一起相约自杀案。从2013年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和他的团队，就开始对自杀者在网络上的行为进行研究。他发现，自2010年国内首例公布的QQ相约自杀案件在浙江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以下是对他的专访。
记者 | 印柏同
编辑｜王珊
在QQ上搜索“约死群”，能搜出约100个
《三联生活周刊》 ：仅在4月份，张家界天门山和四川什邡市天鹅林场，就先后发生了两起相约自杀的事件。在您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相约自杀的情况变多了？
朱廷劭 ：首先，相约自杀只是自杀方式的一种，现在来看，它依然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自杀方式，并未形成主流。但可以肯定的是，相约自杀事件，在过往确实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在我们的统计里，这种变化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我和我的课题组曾在各大媒体平台做相约自杀的新闻统计，我们发现，从2010年到2015年，相约自杀的案件由4件上升至14件。（我们从2015年后没有再做过专门统计，但我个人感觉，相约自杀案件数量依然呈增长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 ：在您的观察里，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增多呢？
朱廷劭 ：自杀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国家卫生部门2013年的报告，自杀在中国总人口的死因里是排在第五位的，在15岁到35岁年龄段的青年中,自杀被列入死因首位。
关于相约自杀的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因素。它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打破了人们在地理和时间上沟通的壁垒。在相约自杀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两起最近发生的案例，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单从地域上是很少有机会相识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网络也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新空间，让有自杀意愿的人有机会和渠道去表达自己。我们观察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微博上有个叫“走饭”的博主，她是位抑郁症患者，在2012年自杀。自杀前，她在微博上留下了一条遗言，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条评论。评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有自杀意愿人的留言。可以说，在过去10年来，这已经成为抑郁症或者有自杀意愿者们的线上聚集地。这个评论区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 ：所以，在您看来，对于有自杀意愿的人群来说，网络成为了他们情感宣泄的一个窗口？
朱廷劭 ：我个人感觉自杀者对网络的使用有可能会更多一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求情感上的交流后，他们在网络寻求共鸣。2018年的时候，我们团队针对有自杀意愿人群的研究发现，在他们选择求助的对象中，陌生网友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求助于朋友，比向父母求助还要多。
可以说，他们对陌生人更信任，有安全感。面对同样有自杀意愿的群体，他/她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彼此，也可以互相支持。不过，这样的支持往往会演变成鼓励自杀。如果有自杀意愿的人在网络上相遇，并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死亡意愿，他们很可能选择建立群组的方式实施自杀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杀群。
一般情况下，自杀群在论坛、贴吧、QQ群都会存在。我印象当中，至少在2012年的时候，这种群就存在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团队还曾经潜伏过一个QQ自杀群。群成员不超过10个人，他们基本上都是青少年，言语的表述基本上都是在抱怨生活没有意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我们在QQ上仅凭“自杀群”这样的关键词搜索，就能搜出约100个群。
可以说网络给有自杀意愿的人，提供了相遇的平台和机会。但它不是导致相约自杀出现的根本原因，没有网络，那些有自杀意愿的人，仍然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相约自杀。
自杀干预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计算机领域的硕士和博士，怎么想到进入自杀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呢？
朱廷劭 ：我是2013年开始做针对自杀的研究。我那时虽然是在计算机领域，但我一直都在做用户的网络行为分析，行为分析的心理指标里面就包括自杀行为。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一般用户浏览网页的记录，来推荐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当时我总能看到自杀的新闻。我去查相应的数据，自杀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让我很震惊的。
在当时，我意识到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普及，网络其实也拉近了我们和有自杀倾向群体的距离。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潜在自杀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且后续事实也确认了，被检查出有自杀意念的用户，确实有实施自杀的例子。所以我和团队就觉得应该开展自杀干预的研究。
一开始，我们是大量搜集网络上表现出自杀意愿用户的数据，包括求救信号。2016年，因为计算机技术上有了一定突破，我们能通过模型对一个人的单条微博识别，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自杀意愿的准确度高达85%。自此，我们就开始尝试通过分析一个用户在网络上发表的信息，判断是否有自杀意愿，并进而采取干预行动。
《三联生活周刊》 ：关于自杀，你们团队的主要干预流程是什么？
朱廷劭 ：我们在对有自杀意念群体进行分析后，总结出了12种自杀讯号，包括“威胁伤害自己”、“增加酒精或药物使用”等。我们会利用爬虫下载他们的微博，调用以前训练得到的自杀意念的识别模型，识别自杀讯号。但是，因为预测模型不能保证完全正确，我们还需要人工的确认。
人工确认后，我们就通过微博给锁定的目标发私信，如果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联系，最多发5次。他们一旦回复，我们的志愿者就会跟他们交流。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按照问题解决疗法在线上进行干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做干预时面临哪些困难？
朱廷劭：干预时遇到的困难就是很多有自杀意愿的人，我们沟通一次两次后，他们就不再有回复了。在干预过程中，脱落率比较高。我们团队有10人左右，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起，大概两年中，锁定的干预群体有近2万人。迫于团队人员数量和精力有限，也导致我们后续跟进干预的程度只能止步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在对自杀群体的关注和干预中，你们发现了什么？
朱廷劭：他们在微博上与人的互动更少，表达更加关注自我，也有更多的负性表达，包括表现出的厌世。这外人看起来吐槽、抱怨的东西，其实也是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在我们看来，他能发出这样的信号本身，就说明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有留恋的，他们没有彻底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否则就不会留下这样的信号。很可惜，有的人最后还是自杀了。
我们把这些有自杀意愿的人的表达与正常人的语言模型相比，发现他们在修辞结构、逻辑思维方面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混乱的。也就是说，他们有自杀意愿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清醒的，对于他们来说，自杀不是一个头脑一热，情绪上来做出的行为，而是有过考虑的。甚至是一个在多方权衡后，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
我们在2019年曾对几千位有自杀想法的人做调查。发现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婚恋情感方面、学业、经济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拿和父母关系问题为例，我印象中，有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为自己无法得到父母任何的支持和理解，这不见得是物质层面，更多是内心世界的理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选择自杀前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哪个是占主导的，他们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一个个体自杀。
对死亡态度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 ：当有自杀意愿的人聚在一起，会加重个体死亡的意愿？
朱廷劭 ：是的，由于目前社会上普遍对自杀的污名化，使得有自杀意念的人群主动求助率比较低，但是他们又发出求救讯号，这也说明他们是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帮助的。而相约自杀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相互结交的行为，也是一种寻求外界获得支持的表现。
自杀的人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谈论正面话题是非常少的，我记得我们潜入群后，他们更多的是在交流死法，鼓励彼此自杀。负性情绪会相互感染，只会加重个体的死亡意愿。所以我们是非常顾忌这个事情的。2015年，我们在北京本地曾约见了约20位有自杀意愿的人开展实验，了解他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刻意将他们分开。也不会建群，尽量不让他们通过我们，获得彼此的联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 ：从2010年到现在，相约自杀的案件变多了。这其中，您观察到什么变化吗？
朱廷劭 ：我印象中至少在201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相约自杀的行为。当时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烧炭自杀的方式，找一个小旅馆，把窗户封住。但我认为，之所选择烧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追随效应的结果。因为我印象中，当年在香港发生了一次烧炭自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这种行为会让有自杀意愿的人群相互效仿。
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在2018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自杀者（包括相约自杀）都会在晚上12点之后，在一个环境安静的地方，或者跑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不会打扰到别人的状态下实施自杀。从他整个自杀行为来看，能分析出，他也认为自杀是相对负向的。
但你看这两次，就是在自然风景区。我记得早些年，在日本就出现过“自杀林”场所。自杀的人会专门跑到有樱花的地方结伴自杀，有点像网红打卡的感觉。我觉得从这种自杀地点的选择变化上，也反映出了自杀者们对自杀这件事认识和态度的改变。
一个人的死亡方式，通常可以反映出他对死亡的看法和理解。尤其天门山的那次，是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而且是大白天，有人群的地方自杀。这会让人感觉到，自杀者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甚至是理直气壮，有些向往地选择自杀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行为本身，是对自杀的一种美化。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对死亡产生这样的态度？
朱廷劭 ：他们对死亡向往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彻底绝望。当一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彻底绝望后，他对现实生活不再有留恋，也就容易走极端，并会对死产生出一种涅槃重生的期待，甚至是向往，因此对死亡也不再害怕。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也会对我们的干预工作带来困难。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采取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这个对他们报以期望的世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去更好地帮助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