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网络自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特点来看，网络舆情的联想叠加能使议题序列化、集中化呈现，不断衍生出新的热点，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联想叠加模式主要围绕“时空”和“符号”两个维度展开，时空是形式，符号是内容。从形式看，网民主要采取纵向、横向、纵横向同时挖掘三种形式；从内容看，网民往往运用文本和符号资源，激借助敏感词和情感的交叠，引发强大的动员效应，这是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逻辑。网络舆情热点联想叠加的素材往往围绕敏感词和情感动员展开，是网民借势造势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进行特殊的利益表达、社会监督甚至政治抗议。
[关键词]舆情热点、联想叠加、时空模式、符号模式
在网络自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时代，网络议题的转换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仅靠单个网络议题很难维持公众的兴奋度。从近几年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来看，网络热点舆情的传播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单线型传播路线，愈来愈趋于走向关联化和序列化，产生所谓的联想叠加效应。本文尝试通过多起案例综合分析，从时空和符号两个维度，对网络热点信息的联想叠加模式进行梳理，力求探索其中的深层诱因。
一、相关研究综述及核心概念界定
网络舆情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吸引了管理学、情报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如传播学关注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政治学和社会学探究网络舆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信息管理学侧重网络信息的收集、加工和整理等，计算机科学则热衷建构舆情信息的相关模型。积累的研究成果也谓汗牛充栋，中国知网仅2011年到2014年相关的文章已超过1万篇，但综合来看，大多数以单个孤立事件为切入点，对舆情事件的关联研究寥寥，方付建认为，近年来出现了舆情热点事件同类样本间断或持续发生的独特现象，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不再单个出现，而是批量生产和同类复制，进而提出“系列化呈现”的概念。[1]刘晓娟等人在对微博的海量数据分析基础上，认为任何网络热点信息传播都有一定的兴奋周期，由此提出了“生命周期”概念，并将生命周期划分为负指数型、平缓型、爆发型和锯齿型四种类型。[2]姜胜洪认为，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多个波峰和波谷，其缘由既可能是外在阻力结果，也可能是关联叠加结果，“依照舆情自身的变动规律，那些影响深远、关系重大的事件对网民的刺激和引发的舆情，只能说是‘阶段性沉寂’，一旦有新的诱因关联性的事件发生，极有可能被网民旧事重提，再度成为热点。”[3]高承实根据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单一事件、一连串事件、一组事件和混合事件四类，由此提出了“舆情叠加”的概念，他认为：“根据生活经验和某一种聚类原则，人们很容易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作为同一个事件共同看待，尽管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在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也许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由于这类事件在某一方面的高度相关性，往往产生舆情叠加的效应。”[4]曹劲松将网络舆情的信息传播规律划分为“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在集聚阶段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网民访问和参与集聚，相关舆情信息的点击量快速上升，在网上形成普遍关注的态势；二是网站议题设置集聚，多个网站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将相关舆情信息在显要位置加以呈现，形成多维信息链；三是网民意见集聚，新闻跟帖、论坛发帖评论及跟帖等迅速集聚，将网民的意见和诉求集中地呈现出来。[5]王国华等人根据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舆情关联类型，从网民心理的视角分析了“类诉求”、“类情绪”叠加的现象，他认为，突发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后，网民和媒体以此作为表达某种“类诉求”的机会；而对于涉及权力、金钱等强势群体的事件，网民会“启动”某种“类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此外，网民或媒体会不失时机将“门”、“最牛”、“史上”等类概念引到新事件标称中，从而使相异事件成为事件关联体或“事件群”，由此还会诱发系列记忆，这种记忆促使网民对某些问题或现象进行再认知或再反思。[6]郭小安在分析中国网络抗争事件时，提出了“以势抗争”的情感动员分析路径，并指出网民的情感叠加、敏感词叠加等是网络抗争的重要策略与剧目。[7]
概而言之，上述研究提出的“舆情叠加”、“序列化呈现”、“类情绪化”等概念，为研究网络舆情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舆情叠加既包括计算机操作下的智能化链接（如网页相似内容的超链接技术等），又包括人为操作的信息关联，具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本文的研究侧重后者，由此提出“联想叠加”的概念，以区分计算机超链接的智能化信息叠加，突出网民的选择性和主观性，由此把“联想叠加”纳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中考察。本文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态背景下，网络热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网民刻板意见和集体记忆的投射，与网民的认知框架和主观意图相关。因此，本文尝试以时空、符号作为研究维度，探析网络热点信息联想叠加的基本模式和规律。
二、网络舆情热点信息联想叠加的时空模式
时空模式是指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公共事件，因共同包含了某些敏感要素，导致一个事件发生后，网民从时间、地域等深挖出同类事件，以强化舆论效应，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它包含以下三种类型。
（一）横向联想叠加模式
横向联想叠加模式也称为共时叠加模式，是指在一定时间段（舆情的兴奋周期）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后，同时段的相类似议题不断被挖掘的现象。如2013年5月15日，媒体曝光了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带学生开房的丑闻，迅速引发舆论热点，同时，全国各地有关教师强奸猥亵学生的报道如开闸洪水般倾泻，如：安徽潜山校长12年性侵9女童（5月15日），安徽舒城男教师猥亵7岁女生（5月18日），山东青岛幼儿园保安猥亵儿童（5月20日），河南桐柏54岁教师猥亵女生（5月21日），湖南嘉禾小学老师猥亵多名女生（5月21日），广东雷州小学校长性侵2女生（5月22日）等（具体详情参见下表1）。共时段的联想叠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场，使得校园未成年女学生的人身安全以及教师的师德风尚等成为了社会讨论的焦点，甚至有极端的网友发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口号。此口号一出，诸多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照片，上面均写着“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联系***”之类的内容，调侃讽刺教师的不良行为。
表1:2013年5月校园强奸猥亵案的相关报道
又如与“城管”相关的公共事件也容易引发联想叠加。从每年的舆情统计情况来看，有关城管的负面舆情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城管由此成为敏感词汇，城管暴力执法的形象也成为公众的“刻板印象”和“集体记忆”，一旦有新的事件发生，在“围观就是力量”的逻辑下，网民们为了吸引更多人更长久的关注，联想叠加成为常用的借势造势手段，旨在形成舆论合力，引发公众的情感动员，安抚弱者、打击强者。2013年6月，有网友曝出5月31日陕西延安城管踩踏商贩人头的视频，城管的残忍另人触目惊心，立即引发舆论高潮，根据人民网舆情报告显示，“延安5.31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舆情兴奋周期持续了半个月（6月4日至6月18日），该事件的总关注度成为当年6月份舆情排行榜第一位，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1：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舆论关注度
(资料来源：人民网：《今日舆情热点：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责任人被拘留》，2013年6月4日）
在“延安5.31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热度持续周期内，为了扩大该议题的关注度，同时段其他城管暴力执法的报道也被反复曝光，甚至有网民不惜用造谣手段来完成，如6月12日，有微博称在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四条菜市场门前，一个卖鸭蛋的农民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遭到城管执法人员的殴打，该微博还附有一组现场图片，引起网友关注。但事后，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辟谣否认，一名自称为当事小贩的男子在视频中确认自己并未遭到城管队员殴打，此则信息为谣言。[8]但不管怎样，这种同时段、同类议题的联想叠加模式确实起到了聚焦的效果，提高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
表2:2013年6月4日-6月18日全国各地城管行为的相关报道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新闻高级搜索资料整理而成）
（二）纵向联想叠加
纵向联想叠加是指一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不同时段同类事件集体记忆的激活，这种同类事件的集中化呈现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一种既定的认知框架，影响道德判断和现实行为。以“彭宇案”为例，发生在2006年的“彭宇案”虽然历时以久，但它遗留的集体记忆却在不同的时空被反复激活，由此还形成了“做好人得不到好报”、“远离老太太”的认知框架，催生出“伤不起”、“扶不起”、“撑腰体”等网络流行语，影响了公众的道德判断，现实生活中还导致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问津的惨剧。如在2011年9月2日下午4时许，一名拄着拐棍的老人在上海市黄浦区尚文路中华路口不慎摔倒，血流满面，尽管当时有许多路人看见，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搀扶老人起来。2011年9月2日上午，湖北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公众有关道德的大讨论，18个路人的集体冷漠到底是由于道德沦丧还是现实环境所迫，迅速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此事件也被认为是“彭宇案”舆情不断累积发酵的后果，是公众道德判断出现偏差后的一次集中爆发，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道德的全国大讨论。
表3： “彭宇案”至“小悦悦事件：全国各地上演的不同版本的案例
（三）横向纵向交织联想叠加模式
横向与纵向交织联想叠加模式是指事件的发展呈现共时与历时热点素材交叠的现象，它既从同时段的素材中进行横向联想，又从历史素材中寻找新的舆情热点。以“复旦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4日，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到室友林森浩投毒后死亡，此事件由于包含“复旦”、“研究生”、“投毒”、“死亡”等敏感词汇，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从人民网舆情报告分析来看，该事件在4月17日达到舆论顶峰，共有5101篇媒体关注，如下图所示：
图2：复旦投毒案的舆情兴奋周期图
（资料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反思“复旦投毒案”中的舆论表现》，2014年02月24日）
需要指出的是，复旦投毒案发生后，其舆情的走向在横向和纵向都衍生出相关的兴奋点，如横向的联想使得公众的关注点转向了高校的校园安全和大学生素质问题，纵向的联想叠加则牵扯出19年前一个相类似的投毒案—“朱令案”，该舆情继复旦投毒案后，成为另一个舆情焦点。
从横向来看，“复旦投毒案”发生后，在同时段有关其他大学校园安全事件反复被挖掘，如“南航学生被室友刺死”事件、“江苏高校刺伤案”等，此种舆论的集中化呈现方式确实起到了舆论聚焦的作用，但也容易导致妖魔化后果，如有人将大学比喻为“屠宰场”，[9]有人用“感谢当年室友的不杀之恩”、“学生猛于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防火防盗防室友”等讽刺方式，来表达对校园安全的担忧。
表4：2013年4月媒体针对校园恶性事件相关报道
从纵向来看，“复旦投毒案”发生后，有网民不断从过去的历史素材中挖掘出校园投毒的案例，如 “清华大学朱令案”（1994年）、“北京大学铊投毒案”（1997年）、“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毒案”（2004）、“中国矿业大学投毒案”（2007年）等，其中以“清华大学朱令案”受到最多关注，由于此案中的“官二代”、“腐败”、“包庇”等敏感词汇不断刺激网民的兴奋点，一时间，人人争当“福尔摩斯”，竞相以“真相”自居，导致流言和“阴谋论”四起，昔日的作案嫌疑人孙某遭到集体声讨。根据人民网舆情统计数据显示，“清华大学朱令案”作为“复旦投毒案”的衍生舆情，在一个多月占据了舆情排行榜的第一位，截至5月9日，已有至少65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8.8万条网友评论，如下图所示。
图3：“清华大学朱令案”的舆情关注度
（资料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给官民舆论场对话打开一扇窗》，2013年05月09日）
2013年5月3日，一位姓名缩写为Y.Z.，居住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的华人在这个页面发起了白宫请愿，请愿书写道：“1995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发现两次被人故意以致命化学物铊下毒，导致其永久性瘫痪，“有迹象表明，她的室友孙维，有接触到这一致命化学物的途径和动机。1997年，孙维作为嫌疑人接受了警方的调查。但是由于孙家拥有强大的政治关系导致这一案件神秘结案；另有消息来源称，孙更改了她的名字，通过虚假婚姻进入美国。”请愿书最后写道：“为了保护我们公民的安全，我们请愿政府对她进行调查，并驱逐她。”[10]据统计，在5月6日，签名数已经超过10万，而且请愿人数还在持续增长，但是颇为吊诡的是，朱令的家人并不认同这一行为，并表示，白宫请愿并非寻求正义的适当方式。其父母对此既不支持也不参与。[11]此外，根据熟悉美国法律的人士披露，此种网络动员更多是一种泄愤，在法律上并不能站住脚，因为美国司法遵从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没有判定之前，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司法系统都不可能将嫌疑人驱逐出境，而且由于这个刑事案件发生在中国，美国也没有管辖权。
可见，“复旦投毒案”到“清华大学朱令案”都是由于校园投毒引起，但是，由于朱令案嫌疑人身份的敏感性（有网友披露孙维的家族地位显赫），对社会不公、信息不透明、权力腐败等现象形成了根深蒂固“刻板意见”的部分网民，也开始用带有偏见的“集体记忆”去建构和解释此事件，使得该事件具有一定的泄愤和社会抗争色彩，正如孙静所言：“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蕴含着不满、浮躁、抱怨、冷漠等群体性社会情感。由于缺乏常规和制度化的疏通渠道，这种负性情感一直被隐忍在日常生活之中，久而久之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情感记忆。当这种情感存储记忆被一个能够反映价值层面的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借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一定地域甚至是跨地区内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由此可能导致群体性情感宣泄的极端后果，即群体性事件的产生。”[12]
三、网络舆情联想叠加的符号模式
时间、空间只是热点信息联想叠加外在形式，从联想叠加的内容来看，网络热点事件更多地体现的是抗争性话语，文本、符号等修辞手段是其主要内容，尤其涉及到官、富、警等敏感对象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突出事件的残忍性与戏剧性，传播者往往会通过修辞，将弱势的一方描述更加悲惨，强势的一方更加嚣张，以此来强化公众对弱者的同情与对强者的谴责。”[8]因此，以符号为载体的联想叠加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屡见不鲜，它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模式：
（一）敏感词衍生叠加模式
从中国社会生态来看，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配不公，法治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网络空间弥漫着浓厚的底层负面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从而造就了极具特色的敏感词库。201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表明，当前仇官、仇富现象还比较严重，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而且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当前主要有以下要素促成公众的情感动员。一是弱势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在反复博弈中强势群体连续伤民、侵民。转型下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造成贫富差距、阶层分化，致使对底层群体的伤害成为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二是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不顺畅，利益受损者话语权缺少。三是权力偏袒资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3]而在2009-2012年“两会”期间的舆情热点统计中，有关社会公平、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一直是民众持续关注的焦点，也是最为敏感的几个领域。
图4：两会调查公众关注十大热点（2009—2012）
可见，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现状决定了社会的敏感区域，能迅速引发网民的情感动员。一般而言，能刺激网民神经的敏感元素有二：身份和情境，由此衍生的敏感身份词汇有：官与民、富与穷、年轻人与老年人、外国人与中国人、警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精英与弱势群体、成年人与幼女、校长（老师）与学生等，敏感情境词汇有：打死、冤死、强奸致死、叫嚣、有关系等，从而容易引发公众的悲情、愤怒、同情、绝望等情绪。只要能够从一个事件中剥离出阶层对立的事实，立刻可以引起公众的愤怒与悲悯。因此在抗争叙事中，一般都强调受害者的无辜和他们所遭遇的不公，而作为对照，作恶者则常常被描述得凶恶无情，此类叙事所展现的，是善与恶的典型对照。[14]。
敏感词衍生叠加模式是由单个敏感词联想引申而成的序列化事件，如“二代”衍生出来的“穷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现象，形成了对比鲜明的“新二代现象”，从中可以窥察到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2008年轰动一时的“艳照门”事件后，围绕敏感词“门”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事件，如“铜须门”、“缝肛门”、“八毛门”、“拉链门”、“建国门”、“棱镜门”、“包养门”等等。围绕“艳照门”本身，在全国各地又出现了相类似事件，如“佛山南庄四中艳照门”、“山西万荣小学艳照门”、“京东艳照门”、“合肥艳照门”、“王梦溪艳照门”等。
此外，围绕敏感词“房”衍生的联想叠加也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组成了耐人寻味的“房氏家族”。房，古音读“旁”，原义是指正堂旁边的屋子。房姓的人口不是很多，在“百家姓”中排位处于百名之外。近来，“房”氏家族大热于舆论，房叔、房婶、房哥、房嫂、房姐、房妹、房爷、房媳甚至房祖宗，粉墨登场。显然，此“房”氏非彼“房”氏。今日之房，早已不再单指古时之“旁”，不再安居乐业的依托，而是巨额财富的载体，甚至是腐败、权钱交易的代名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对中下层民众“蚁族”、“井盖族”的戏称。2009年，电视剧《蜗居》在各个频道黄金时段的热播引发舆论热潮，“房奴”一词不胫而走，成为网络流行语，并且成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根据百度知道的解释，房奴（mortgage slave）一词是房屋的奴隶。“房奴”是指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在生命黄金时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购房影响到自己教育支出、医药费支出和抚养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奴役般的压抑。与“房奴”的悲惨生活现状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不少高官经过曝光后，拥有多套房产，并戏称为中国的房氏一族，2012年10月有关媒体曝光出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家属名下拥有21处房产，被网友戏称为“房叔”，“房叔”蔡彬的出现引爆了房氏家族的舆论，相继曝出山西“房媳”、郑州“房妹”、广东“房爷”等身份代名词，“房*”成为公众对于买房艰辛的无奈表达和对于官员违法拥有多处房产现象的讽刺，“房”氏家族舆情叠加引起了公众对于社会分配不均的申诉，对于权钱交易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暗讽。
表5：“房氏家族”衍生事件简介
（二）情感叠加模式
情感动员是解释中国网络事件的一把钥匙。杨国斌指出：“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件中，最能够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15]Margare等人认为：“总体而言，那些与更多人日常生活经历相关，能激起判断道德好坏的，有着具体责任归因的议题，具有更高的共鸣度。”[16]谢金林认为，情感在当代中国网络抗争动员中起着关键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网络抗争的自发性、网络传播下公共话语建构特点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决定的，他将情感动员的方式概括为5种类型：（1）舆论谴责，（2）人肉搜索，（3）舆论审判，（4）网络恶搞，（5）线外集体行动。[17]
既然情感动员是网络公共事件发展的主要逻辑，那么情感叠加无疑是情感动员升级的产物。一般而言，一个网络公共事件能够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往往需要同时调动公众的悲痛、同情、愤怒、讽刺等多种情绪。以“李刚门事件”为例，网民的愤怒、失望和戏谑等情绪被反复动员，具有明显的情感叠加痕迹。事件起因是2010年10月16日晚，李刚之子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校内撞死两名大学生，2010年10月17日16时，天涯社区网友“河大义工”发表的名为《惊！！！河北大学富二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新区女生，“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的帖子点击率达到680775次，并且有10026条回复，引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我们在所有回复的帖子中抽取了500条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愤怒、漫骂等情绪占63.7%，失望情绪占19.8%，期待结论的情绪占13.2%，嘲讽情绪占3.3%。
图5：“李刚门事件”网友观点倾向分析图
（数据来源：天涯社区，抽样，500条）
除了愤怒、失望等情绪外，网民还使用网络流行语、段子等方式，进行调侃、讽刺，起到强大的动员效果。如天涯、猫扑、百度贴吧等社区，以“我爸是李刚”为样本，出现了大规模网络造句、网络歌曲和网络视频，尤其网络造句大赛更是如火如荼。据统计，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网络上出现了36万多条造句，“我爸是李刚”也由此成为2010年的网络流行语，以下是部分改装后的诗词版“李刚体”：
天苍苍，野茫茫，一朵李刚压海棠。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李刚却在灯火阑珊处。
蒹葭苍苍，我爸李刚，所谓伊人，被我撞伤。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君主老爸不是李刚。
老夫聊发少年狂，我爸爸，是李刚;
宣城太守知不知，你的爸爸叫李刚。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你爸是李刚。
仰天大笑出门去, 原来你爸是李刚。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李刚。
何以解忧，唯有李刚。
少壮不努力，李刚徒伤悲。
千山鸟飞绝，李刚人踪灭。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爸是李刚。
从传播效果来看，网络流行语具有大众化和去敏感化的特征，斯科特称之为“隐藏的电子文本”，它是“在强势力量背后存在的批判力量，隐藏文本不仅包括话语，还包括一整套行为。”[18]在网络诞生前，其他体裁包括笑话、口号、对联、公开声明、歌曲、漫画、恶搞、誓言、咒骂等，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效应，诗歌和宣言经常激发英雄主义激情，笑话和漫画另人发笑，使人产生幽默感。在网络抗争中，这些古老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并被复兴和改进，如网络流行语、网络歌曲、网络视频、顺口溜、段子、打油诗、搞笑视频等。这种恶搞、娱乐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加速事件的传播，另一方面又可以成功“去敏感化”，极易形成“全民狂欢”，大大提升事件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
结语与反思
从网络自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特点来看，网络热点信息的联想叠加既能使传播议题更加集中，又能产生衍生的舆情热点，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从形式看，网民主要采取纵向、横向、纵横向同时挖掘三种形式；从内容看，网民往往运用文本和符号资源，激发公众强大的情感共鸣，借助敏感词和情感的交叠，引发更为强大的动员效应，这是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逻辑。
但是，舆情的联想叠加也容易产生“矫枉过正”的后果，它将孤立、偶然的单个事件串联成序列化、集中化的呈现，容易使公众对偶然事件的认知必然化，对异常事件的认知“正常化”，从而加深偏见，放大风险，导致“类情绪”淤积，形成情绪和认知定势，从而影响最终的道德判断和现实行为。
大量案例表明：网络舆情热点联想叠加的素材往往围绕敏感词和情感动员展开，是网民借势造势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进行特殊的利益表达、社会监督甚至政治抗议。因此，我们应该跳出网络舆情热点信息联想叠加现象本身，深入考察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因素，才能挖掘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发展的实质。
注释：
[1]方付建：《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问题研究》，《情报杂志》，2011年第2期。
[2]刘小娟、王昊贤、张爱芸：《微博信息生命周期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4年第1期。
[3]姜胜洪：《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导》，《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
[4]高承实：《网络舆情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情报杂志》，2011年第11期。
[5]曹劲松：《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5期。
[6]王国华：《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应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2.01.23
[7]郭小安：《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
[8]《城管被指打人，官微澄清谣言》,《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11日。
[9]程凡卿：《校园何缘变“屠场”》，中国法院网，2013年5月5日。
[10]《白宫网站请愿驱逐朱令案嫌犯签名超10万，白宫或将回应》，中国时刻网，2013年05月07日
[11]江玮：《朱令案白宫请愿书被指事实错误，亲友不支持请愿》，21世纪网，2013年05月8日。
[12]孙静：《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认知机制分析》，《创新》，201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13年第6期转载。
[1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4]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5]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