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守德
一
按一般人的想象，有着数十年从军经历的老将军，离休之后不再为公务缠身，不再因百事纠结，或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轻闲文字，谈谈值得回味的种种往事，抒发一下当年意气和豪情壮志，打发打发如水般涌来的日子；或应邀参加各类庆祝典礼剪彩之类的仪式和活动，以自己的名望与地位为其站台捧场，享受一番应得的快乐与尊荣；或于院校基地馆舍等场所给广大青少年讲一讲革命传统，将多年来各种宝贵的体会与心得悉数传授给下一代，以发一份依然灼烫的光和热；或游一游名山大川，访一访老友亲朋，以遂平生所愿，得晚年所在，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风雅且惬意的事情。想必以上诸事作为领中将军衔兼作家、诗人、词作家的屈全绳一定都是有的，从其朋友圈或私信之中可略知一二。让人颇感意外惊奇却应在意料之中的，是他更倾心与倾力于极耗体能、精力和才气的大部头小说创作。当2019年夏日的某天，他得知我对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关注与研究有日之时，便将他一部名为《鹅头岭》的长篇小说打印稿，用快递方式寄我并嘱我看一看，提出修改意见。面对装订成三卷本的小说巨大体量，我不免倍感诧异与敬佩。
屈全绳是从原成都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在去西南任职之前是总政宣传部部长，也即是说曾当过我时间不长的老领导。然而在部里工作期间以及后来的交往中，对他的为人与为文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我以为作为一位原籍陕西的军人，他似乎有某种外表沉静、内心如火，风度儒雅、思维犀利，三秦大地和军旅生活所共同锻造的典型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入伍之后长期在新疆部队工作，西部边塞雄勇阔大、气象万千、多姿多彩的自然、民族、军旅等人文生活环境，以及漫长的岁月与无尽的风雨，都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特质。后来又经过兰州军区机关、总政治部机关的逐步修炼，以及在成都军区所达到的更高的职务层级，这些都使他具有了丰富的军旅与官场经历，厚实的社会人生感悟和思想文化积累，如矿藏一样在内心里沉积、存贮与发酵，所等待的是将这一切点燃与喷发的契机。
在新疆工作其间，屈全绳就是一位闻名西北的才子。作为所在单位和部门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或领导者，他在履职尽责的同时，从没有停下手中写作的笔，而一直热衷于诗文的写作，且每有专著文集面世。随着仕途一路上升，诗文写作始终是他人生的一种初心，一种不可或缺的伴随方式和表达方式，一种萦绕于心的激昂雄浑而又百转低回的旋律。同时他也乐于结交与扶持文坛才俊，所到之处的写作者、文化人都成了他的挚友，他也以朋友的姿态与之推心置腹地相交，多少年都保持着至真至纯的友谊，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被不少气冲斗牛者如著名诗人、散文家周涛等引为莫逆的知己。因此可以说，将星闪耀是他身份的一种象征，但本质上他更是一个文化人，文化才是他的固有形象，才是他通向世界的重要媒介和桥梁。可能是文化氤氲使然，他谦和澹泊、内敛蕴藉，又心高气傲、爱憎分明，在待人接物上有一种令人尊敬的品性和气质。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对他而言不是进入人生的黯淡时光，反而让他感到极其充实，因为有了大块的不受干扰的时间，来进行心之所想、情之所系的写作。他在文学上的原有雄心，以及人生历练与身份所及的高远境界，都促使他要以一系列有重量、有深度的作品，来开采和抒发内心太多的思想和生活的贮存，以成就一番文学上更大的梦想，将休息后看似闲暇的逍遥时光置换为笔耕不辍的忙碌，并使之闪耀出金子般的光泽。于是便有了《鹅头岭》这部令我诧异和敬佩的鸿篇巨著。
关于《鹅头岭》的写作方式，据说作者既不是如那些传统老派的手写，在稿纸上留下龙飞凤舞的手迹，也不是在电脑上以拼音或五笔字型通过键盘输入，而是每天坐在沙发上手持一个智能手机，膝上搁一块或薄或厚的毛巾或毛毯，以极舒服的姿势在手机的小屏幕上写作。就这样文思泉涌或搜索枯肠地一天天地写呀写，每写完一个部分之后即将手机上的文字传输进电脑贮存起来，日积月累，久而久之，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鹅头岭》便成书了。此后，他又对初稿进行了数次增删，才有最终的这个模样。平心而论，虽然我早知屈全绳的文名，并且断断续续读过他的不少诗文，但一开始并没有对这部作品的质量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在我的固有观念中，总认为一般身居高位的写作者，头脑里存有太多的框框条条，或各种理念的限制与戒律，在写作中往往主动地自缚手脚，或缺乏对生活的接地气的、文学性的认知，写出的东西常常可能刻板教条、不堪卒读，如果还算差强人意、勉强可读的话，却未见得有太高的艺术价值，更谈不上以文学力作而论之。而当我揭开快递的包装，将小说一页页看过来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这种阅读状态和体验在我近些年来是罕有的，为此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值得充分肯定和备加重视的小说文本。
二
读完长篇小说《鹅头岭》之后，不知为何使我联想到另一部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这当然不只是以地名命名的偏正结构式的书名，更在于小说所显示的以大胆的写作姿态对于现实矛盾的勇敢直视，以写实性的笔墨对于时代生活的尖锐锲入，以虬劲老辣的力道与风骨对于世道人心的径直描写，以直戮灵魂的情节与细节对于人情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宏大的框架结构和精心的谋篇布局对于总体创作意图和思想艺术意旨的有力实现。一切都是以这个叫鹅头岭的地方为叙事的缘起、发端和起点，而在小说情节的逐步推进过程中又时常回到这个原点，使之在人物间发生一桩桩、一件件错综复杂又耐人寻味的纠葛，与之似乎永远有着躲不过、绕不开的关系。最终又以此归结终点，完成小说中主要人物全部的命运轨迹，体现作品所要呈现的幽深的文学主旨。如果牵强地将“鹅头”这个意象按某种固有的理解为“痴人”的话，则似可表明与此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体现为有着痴情与执着的含义蕴涵其中。因此可以说“鹅头岭”未尝不是一种时代与人生的象征或宿命，给小说赋予了独具的文学意韵和鲜明特质。
《鹅头岭》是一部气魄宏伟的跨年代的小说叙事。其以时序为经，以事件为纬，编织起了颇为壮阔的时代斑斓图景。即小说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为长度中，以编年体式的线性叙述，从援越抗美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从百万大裁军写到经济建设大潮澎湃而来，从过去一直写到当下；或者说是从部队基层写到高层，从军营写到地方，从军事写到经济，从人物隐秘的情感经历写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一系列精心构筑的高强度的、引人入胜的事件，众多形象各异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形成了作品开阖有序的故事架构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又形成了小说极为丰满厚重的文学气象和艺术质地。小说所逐渐展开和呈现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又极为复杂的历史阶段，以重大的社会与军队生活为背景，表现作为小说的主体即军人所必须面对、遭遇和承受的一切，如责任与使命，姿态与追求，喜悦与困惑，奋进与挫折，成功与牺牲，荣誉与耻辱等等诸多问题。把军人既在军队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中，又在同复杂社会的交织与碰撞中，所具有的生活史、命运史、心灵史、情感史，以客观冷静而又激情饱满的书写，生动形象而又力透纸背地描绘了出来。作品对于军人当代历史的演绎与再现，是忠实于当时的现实的，又是经过高度概括与提炼的，其推进的线索和脉络，其使用的话语与概念，都镌刻着清晰、鲜明而突出的时代印记。可以说作品蘸取的是来自于生活的异常驳杂的颜料，实现的却是一种纯粹文学化的过程。因此，无论从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心理的、人情的等各种角度而言，小说都是富有强烈的年代感和真实感的，而不是进行任意的编造与涂抹的。故而具有很强的叙事张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也是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当然更是具有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的。
小说由此可以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即作品对于军队和社会生活的描写，在广度、深度和精度上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在丰富多样故事情节和场景气氛的描写与营造上，所反映出的紧张跌宕和扣人心弦；在人物性格与行为的揭示上，所显示出的鲜活、独特和精准，都是高水准的和难能可贵的。这一切都无不归因于作者的工作经历的丰富和思想认知的超拔，其所独具的特殊优势在作品中显露无遗。这是因为作者有长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切身体验与深刻观察，可谓积数十年谛观与冥思之功，化为不可遏制的喷吐与抒发，既从描写对象的外部从事大刀阔斧的勾勒，更从其内部进行精雕细刻的解剖，从而获得很多更为广博的属于“第一手”的体会与认知。这同一般作者写此类题材的作品，因为存在着生活的距离，大多是从外向里看，或由下往上看，不免有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是明显不同的。他的写作从其身份和观察的角度，或可视为是居于其中的，或是从里往外看的，或者是平视的，使得他对所描写的人物和事物更加贴近人物和事件本身，进而以分毫毕现、鞭辟入里的精准描写，而不是仅凭有距离感的想象与猜测、存在某种隔膜的虚构与推理，来完成这一高难度作品的书写。同时创作激情的驱使和政治水平的掌握，又使作者明了文学应有的规律与要求，在其行文走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既纵情任性，豪气干云，放胆书写，使出手的作品具有尖锐的锋芒；又在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把握上注意拿捏分寸，显示出极为凌厉而又老练的文学气韵和风骨。
三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写作成功与否，精湛与否，同主要人物塑造的得失密切相关。《鹅头岭》的一号主人公，显然是作品着力刻画的伍炳志这个人物，他是承载作者对于这一题材所倾注的社会性思考、文学性表达和审美性追求的主体。他的命运既是一道纵向的山脉，又像是个横切的剖面，反映出军队和社会生活的起伏与肌理，给历史留下了生动形象的纪录。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不同于以往作品所常见的军人行为与思维特征，更像是当代军旅和社会中所真实存在和生活的人物，有着多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可以视为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新的艺术形象。
从他所具备的外貌特征高大英俊与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等个人资质来看，在从军之路上天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和特点，堪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着职业色彩与风范的军人。他从基层做起通过摸爬滚打一步步成长起来，并且努力用文武兼修、智勇双全的标准严格要求与衡量自己，是一个被普遍看好，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乃至于成为汉川军区重点培养的杰出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作为军人而言颇为荣耀的经历，如参加过援越抗美、抗洪抢险、救火护林、剿灭歹徒等一系列战争或非战争行动，多次出生入死却无所畏惧冲锋向前，虽然常遭不测而命悬一线但都化险为夷、满血恢复，是人们口碑中乃至心目中的响当当的英雄。用妻子王小悦的话说，“美国炸弹没有把他炸死，状元河的山洪没有把他淹死，鹅头岭的大火没有把他烧死，李铁的陷阱就能把他摔死？”可见其以军人之身赴难历险是这个人物值得歌颂与书写的光明的这一面。伍炳志确实有其作为军人的肝胆与豪气，在同王小悦热恋时曾对她掷地有声地说道：“你不光要准备当新娘，还要准备当寡妇，因为我是军人。”这并非是激情之下危言耸听、糊弄或吓唬恋人的漂亮话，而是真心所想、发自肺腑的激昂慷慨之词。他的这番真情表白深深地感染、震撼和影响了王小悦，以至于使她感到“从跟伍炳志那天起，我当烈属的思想准备都有。”在作者的笔下，伍炳志无疑是个为我们所熟知习见的，本质意义上应有的正面军人形象。
如果仅仅是描写伍炳志的这一面，作品也就看不出有更丰富、更当下的意涵。小说让我们看到的伍炳志又是一个很复杂、很多维的人物，他既精明强干，能力突出，又官瘾很大，工于心计，尤其是对职务升迁一事看得很重，有宁当鸡头不当牛后的强烈意愿。因此他对自己的进步与未来有着明确的预期与追求，希望在军旅生涯中登上比较理想的高台阶。他也为此像一个奋发有为的真正军人那样要求自己，像一个不懈的奋斗者那样作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地、真心地加强和提升自己的素质与能力，如“12师组织团长、参谋长图上作业、沙盘作业，不但两次都拿了第一，实兵推演时还纠正了高团长一个明显失误”，的确真有过人之处。而且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敢于冲锋陷阵，需要献身的时候敢于献身，需要在和平环境中寂寞忍耐的时候能寂寞忍耐，在他面前展开的仿佛是一条平直光明的坦途大道。然而却事与愿违，他前行或升迁之路一直不顺，眼睁睁地看着资历与职务相当者一个个得以擢拔而去，他却迟迟难以实现梦想而不能达到某个所希冀的职位，因此在内心里备受煎熬。小说使我们了解，伍炳志频遭挫折的个中缘故，正在于其表露无遗的患得患失，以及生活作风上的不够检点，这些都是军旅生活中不言自明的忌讳，也是其无法掩盖与回避的短处，而这些可以从人物性格和品质中找到缘由。假如把伍炳志的境况视为困厄或遇阻的话，这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顺遂所愿的理想升迁；那么他在某些时候的放纵，不可能做得天衣无缝，不可能不为人知，他的成长进步一再受挫，恰恰证明了部队健康力量的存在，证明军队党组织的自洁能力，证明部队用人制度本身存在的某种铁律，证明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而不仅是因为舆论对他的扭曲。伍炳志是小说的焦点人物，其仕途所画出的坎坷轨迹，在于勾勒人物的心灵沟壑和曲折的生活史，丰沛了小说的生活含量与思想内蕴。
可以说，除了描写伍炳志心心念念过于在意升迁外，小说着重写出了附着在他身上的两大魔咒。一是情爱，凭其先天与后天的双重优势，他有很好的女人缘，在情感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谓风光无限。同田书苗、王小悦、刘惠玲，以及文竹等女性的婚恋与交往，似乎是雄性的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使他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被内心的欲望所支配和驱使，形成难以抑制的内在冲动，对身边的异性不免急切占有或欲拒还迎，与田书苗的偶然之合是为激情所至；与王小悦既有着真挚的爱，也不排除其对肉体的沉迷，并且连结婚也成为他权衡利弊的事情之一；向程新梅颇为唐突地示爱，遭到严厉拒绝则表明其人格的缺陷；同商场女性文竹的交往，是他在权力错觉中的误入陷阱；与刘惠玲的最终结合，则是基于“不结婚已成为影响他进步的横竿”的考虑，乃至于成为其罔顾法纪的活道具和殉葬者。人物的这种情感经历，无论在怎样的年代都是遭人诟病的大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猜想与议论，且不排除有“小人利用绯闻干扰上级对自己的使用”。其实他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某种不良时风所致，也在于自我约束力和把持力不足，恣情任性只能招致其陷入各种缧绁之中，使之始终像个有力量、有伤痕的困兽，在无形的舆论场中徒劳地挣扎。
二是财经。伍炳志原本被料定可能颇为通畅的升迁之路，由于主要是自身原因而变得缓慢而曲折。特别是他由原属野战部队的12师转任庆州分区，对于一个有着宏图大愿的军人而言，是一种被甩出主渠道的边缘化的转变，无疑是一次无可言说的打击。但这又是“坐在金山银山上当司令”，从此踏进与经济问题紧紧缠绕的急流与漩涡。小说对伍炳志这一阶段生活经历与心灵轨迹的描写似乎更加惊心动魄和发人深省。转任并没有令其从此放弃雄心勃勃的追求，他一方面仍然将军分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为了把改革理念融入训练实践，伍炳志带领试点班在阵地上反复演练，在反复演练中反复修改。两个多月下来，终于形成现代战争条件下实地实兵实弹实战的‘四实’认练细则。总部机关考核检验证明，紧盯未来作战对象，按照‘四实’练兵，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意志，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互补作用，充分发挥战斗单元深层合成的潜在交汇，战斗力的增长就能实现1+1>2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在经济运作与操盘上呼风唤雨。在那个允许军队经商的特殊年代里，他处于一定的权力与经济的话语中心，以刘胜、文竹等人为帮手，以军队的经营点为支撑，上演了一幕幕风云不定、大开大阖而又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活剧。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既是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又是一幕幕尔虞我诈、阴谋丛生的乱象，他在这样的处境中既经受着历练，也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更使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他虽然也深感“提倡军队做买卖，无异于自毁长城。”慨叹“下面风气这么坏，是得好好抓一抓了。”却又派人专程去北京搭“天线”、送电器，然而还在扪心自问：“这算不算蜕化变质？”由于长期浸淫在财经的狂流中，使之贪欲之心也在疯长，以至于后妻刘惠玲“至死不知道伍炳志有多少财富”。他的从军或人生之路之所以如此颠簸与乖张，既是时代之病，又是人性之病，使一个本应在军旅路途可以大放异彩的人物，变成了经济之囚，一只看不见的欲望之手将其紧紧地攫住，使他难走回头之路。
在此基础上，小说赋予了伍炳志令人感慨万端又唏嘘不已的命运结局。他既珍藏鹅头玉圭和泥金心经等物件，愁肠郁结、心绪不宁时将其拿出来把玩，虔诚地相信和祝福其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在调任宁康省遇当地发生灾难时，挺身而出指挥若定作出了贡献，终于在57岁的临界年龄圆了朝思暮想的将军梦。他又深知自身的各种过失，内心不安的他通过香港拍卖公司给那两个秘藏的文物搞了个专门拍卖会，假刘胜之名把它们买回来，籍此建立鹅头岭基金，专门用以资助部队烈士的家属子女，算是做点“以善续恶”的公益事业。他甚至向组织主动投案自首，在自首书上给自己列了八大罪状，以期作为对于灵魂的救赎，完成了灵与肉、红与黑、罪与罚、升腾与沉沦兼具的性格历史。伍炳志显然是某个历史时期真实存在的，独特、典型、立体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是所有此类题材中从未见过的，他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既不完美，也并不邪恶，却能引发我们去作深刻的追问与清晰的判断。他所具有的一定悲剧色彩的命运，既要从时代背景，也要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因此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才能获得最大值。
四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十分注重人物谱系的网格式设置，使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数量众多且各具个性，共同构成多姿多彩、鲜明生动、内蕴丰富的形象画廊。小说的这个人物谱系又是以伍炳志为基点或主轴，向前辈或领导田重、王烈、雷光华、孙天发，同代人颜新民、南木、白鹿鸣、丁长卫、常为民、王彤、孔明亮、刘胜，女性人物王小悦、田书苗、秦燕、谢盈盈、安静、程新梅，反面人物朱继荣、李铁、冉秀丽、文竹，以及后辈人星星、伍悦等进行多层次的辐射，形成立体交叉的人物关系图谱。这些人物的出场及其言行，既同伍炳志形成极为密切的勾连，有助于其形象塑造与刻画的真切和深化；又成为有各自社会存在意义和自身独立价值的艺术形象。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反映出的是军旅乃至社会的众生相，一起成为小说内含广博性与丰富性的重要基石。同时也在小说的布局上展现社会与人生的多个侧面，在加大小说生活与思想纵深的前提下，使作品的阅读魅力与张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其中，南木是除伍炳志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作者刻意设置与刻画的与伍炳志截然不同的，有着较强对比度的另一种军人形象。南木同伍炳志在时空上，既有交集，又时而远离，既如影随形，又像一面镜子置于伍炳志形象的对面，起到映照与衬托的作用。如果说伍炳志是一个为了某种既定目标而奋发踔厉，却又沉湎于世俗、欲望、升官梦想，在各种关系中或游刃有余、或左支右绌地扑腾的人；那么南木则是一个有着坚定意志，超凡脱俗，形象清新，人生境界一步步向上抬升的人。同伍炳志颇为张扬的性格不同，南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甚至默不作声。他长期在安疆当兵，后来到了9师，继而高升至总部，实则是“上昆仑山啃骨头”。地域的艰苦，任务的艰巨，岗位的转换，对于他似乎都是寻常之事而从没有怨言。在小说中的感觉，在人们口头上的印象，他几乎就是个遥不可及的传说中的人物。他的优异还在于自卫作战中的表现，“南木前期战场勘察表现出色，开打后带主攻团突破敌人核心阵地；战后编写的教材又填补了我军一项空白。”“3个多月的战场勘察，南木脱了3层皮，七八套衣服被树枝撕成布条，体重掉了20多斤。折磨了半年的烂裆病，直到战争结束才不治自愈”。当支边青年在返回城市中出现不理智的问题时，南木肩负重任，深入农场垦区进行耐心劝阻，又实事求是地反映支边靑年急需解决的困难，为上级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样一个人物，才是军队真正过硬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在军旅仕途上能够行稳致远，直至“荣升大军区司令”。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某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依旧健康的政治生态仍然使军队坚持了党的领导。南木的故事在作品中虽然是作为副线进行叙述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其无可挑剔的正面形象，对伍炳志这个人物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冲与消解的作用，其政治的、文学的意义是很大的。而作品对南木情感历程的描写也非常富有意味，他与上海籍妻子因性格与不孕等方面的原因而分离，后来同田书苗在精神心灵上的契合，以及对星星的接纳与喜爱，所折射出的都是这个人物可贵的内在气质和精神品格。医生给他下的“精子畸形”的结论，可以料想这对一个男人的自尊来说是多么难以面对和承受的重创，这或许有着某种巨大的隐喻包含其中。但他却说：“作为自然人我不能繁衍，愧对中华民族；作为社会人我为国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看似内敛沉静的人物，其内心的细腻与强大都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样一个并非一身风火雷电的人物，却以自己无比的坦然、坚忍与倔强，勇敢击碎迎面而来的各种磨难与不幸。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到，作者在南木身上寄寓了深切的关怀、赞赏与疼惜等多种情感，使之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审美价值，其创作的用心也值得悉心揣摸。
以王小悦为代表的女性群象塑造，也是作者比较下功夫的。她们并非是为了用来平添作品的花色，增加作品的阅读趣味而外加的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被赋予了较为多重的情感和命运的历史，在小说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生活容量与相当重的艺术分量。王小悦在其中应当是比较突出和典型的一位，这个人物既是作者从实际军营的女兵生活中所获得的真实感知，承载着作者关于女性形象的某种审美理想，也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映衬、揭示和凸显伍炳志这个一号主人公形象。从其身为文艺团体舞蹈演员，以及在样板戏中担任主角来判断，她形象的美感指数应该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美的化身。她与田书苗、秦燕、谢盈盈、安静等一众闺蜜的关系与交往，以及有害她名声的莫须有传闻，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她对伍炳志的钟情与投入，伍炳志出于某种算计而迟迟不举办婚礼，以及两人婚后生活的激情与疯狂，层次分明地表现出一个女性的清醒与迷惘，柔弱与坚强。在伍炳志因重伤而成为植物人之后，其以长达数年之久的体贴入微的照料，终于将丈夫从另一世界唤醒，真可谓情之所至感天动地。她遇歹徒行刺身亡所引起的全城人对凶手的愤怒，以及在其临终之际对儿子伍悦的殷殷托付，都令人悲从中来。她的性格、经历与结局，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时代与人生内涵，使之成为美好和悲苦并具的人物形象，让人对其付于极为沉重而又由衷的喜爱、惋惜与同情之心。
在小说中，刘胜也是一个具有很强典型性和重要性的人物，是另一种类型形象的代表。从其军旅生涯的轨迹来说，他一直是伍炳志的下属和身边人。如果说在前期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过场性的角色，还看不出其明显作用的话，而在后期则是伍炳志离不开的重要助手和推手。他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军旅人生之船，驶向军分区这个似乎难再扬帆远航的水域，但他到了庆州分区后，在电器公司前前后后的经销运作中，成为伍炳志计划与行动的参谋者和执行者，其走势与命运同伍炳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利用自己的职务或角色之便，所进行的一切也算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替伍炳志做了很多想做而不便做的事，也为自已牟取了不少的好处。他的甘心被各种诱惑所驱使，他的被人设局算计，反映出一些军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陷入的难以自拔的经济漩涡，因此他看似是经济活动的弄潮者，实则却是一个被毁掉的弃子。刘胜的结局与时代的特定背景有关，也与个人不加扼制的欲望相关，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刻画出如此之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既归因于作者心中积累和贮存了批量的人物原型，也在于其提炼和表现人物的准确与精到。因此使小说因人物构型上的各具特点，既那么同生活本身如出一辙，又可以一窥作者的艺术匠心，鲜活、生动、精彩地立于《鹅头岭》之中，而具有了某种应予称许的经典意义。
五
以上可见，《鹅头岭》是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即以直面真实、直面人物的勇气和适度的批判精神，来描写军队的和社会的生活。虽然其中所反映和揭示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确触及了生活中的某些阴影与暗面，但绝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所谓的反腐小说。作者对于作品中某些人物的刻画与某些情节的叙述，反映出其对这段大约四十年左右为长度的历史，所拥有的生活经历和记忆，所进行的观察和思考，也体现了其对此作出的社会判断和审美判断，及其所达到的社会深度、人性深度和性格深度。其写作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也是极端负责的，使之堪称是一部良心之作、诚意之作。如果将其归类为反腐小说，既不符合事实，也贬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从一般阅读感受上讲，《鹅头岭》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绝大部分军事题材作品。毋庸讳言，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表现军事题材或军人形象，总是有诸多禁忌的，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定势。一般说来人们比较习惯于正面表现军事题材或军人形象，即抱持歌颂与美化的态度来反映其大义、智慧、勇猛、顽强等等品格，这是自古以来军人在为国奉献与牺牲时所表现出的英雄豪气和突出作用所决定的。军人不仅创造了太多的英雄事迹令人为之深深感动，其行为的内含也是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又都可以从许许多多优秀军事题材作品中，找到广泛而有力的证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表现当代军事题材的作品中，存在着生活显得较为净化失真，人物显得较为干瘪苍白的问题。这不仅可能与当前的生活实际有距离，而且所呈现的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也可能是不够严谨的，其真实性和生命力是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和质疑的。当代生活所显现出的实际状态，需要作者作出有勇气、有胆识、有深度的探索和表现。
军队作为为战争准备而存在的一个群体，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因此有着特殊的路线图，特殊的规律，特殊的行为特征、思维特征和精神文化特征。她要确保能担当好自己的使命责任，对一切可能的对手够战而胜之。但是军队又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在其建设发展和履职尽责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她永远不可能是遗世独立和理想干净的，否则就不会在一个时期产生了那么多的问题。如官职升迁、名誉荣耀都与利益纠葛等与之密不可分，尤其是那些负面因素一旦与军队有了紧密的关系之后，便会让某些人像饮酒一样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在不见硝烟的和平年代，军人大多鲜有投身战火的经历，这对于军人而言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受某种特殊规定性的限制或约束，一方面为了肩负的使命而厉兵秣马随时待命，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受各种名利的诱惑与煎熬。在其进程中所书写的奋斗史、情感史、心灵史，甚至是坠落史，都具有极为丰赡的时代内涵，作家有责任、也有权力将其以富于锐度与力度、深度与温度的笔墨写出来，化腐朽为神奇，变阻力为动力。
小说主人公伍炳志的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是真实可信的，他可能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又不是某个具体实有真人的化身和别名，而是作者进行的综合与概括，是来自于生活的，是接地气的，因而也是立体的，典型的。他身上的优缺点都是明显的和有代表性的，其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应俱全，既未拔高，也未贬低，就如同生活中真实存在这样的人物一样。问题还在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不是简单的经历，他与战友在一定的时候能够勇挑重担，舍我所舍，一往无前，这是其应尽之责和份内之事，因此面对各种局面，如艰巨的任务，复杂的难题，歹徒的凶残，乃至情感的挫折，亲友的亡故等等，危险、受伤、牺牲，都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但生活与社会还存在另一种路径，有可能让他有意无意接近深渊的边缘，随时有轰然坠落的因素诱发。这些都既是作为军人不期然而遇的寻常之事，也构成了小说曲折激荡、扣人心弦的情节。这就给写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然而伍炳志又是一个最接近于“十八大”之前生活真实的人物，这个人物比一般刻意美化的人物，其文学的生命力可能要更加的久远。作品的描写是对社会真实生活的反映，袒露出了人心或人性之中冰冷和丑恶的部分，有大量的情节和细节看起来是非常扎心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们的阅读经验，但这也正是作品的力量和分量所在。然而作品的写作又是理性客观的，有尺度有节制的，总是掌握在一定的分寸与节奏之中。如其中刻画的南木等人物形象，孙天发坦荡退回伍炳志送的“纪念品”，庆州分区林老政委廉洁正直的心地与作风，从边疆雪崩之下找到掩埋多年的田志钢等7名烈士的遗体等情节，都颇具军旅军人生活典型的行为、思维、性格特征，有的具有较为可信、动人、甚至纯美的品格与形象，不仅携带着大量的时代生活信息，也体现出作者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物、忠实于内心的可贵态度。
客观而言，屈全绳并不是长期深耕于小说艺术的专业作者，也并不能轻易地称为小说写作中的行家里手，但《鹅头岭》在写作上能够达到一般小说家达不到的境界，既在于作者通过大量的阅读已谙熟小说的艺术技巧，也得益于数十年的生活所获得的大量积累和储备。如历史的演变，官场的奥秘，人心的沟壑，人物的语言等等，这一切都在其酝酿的过程中，如江河般奔流而来，形成强烈的冲动与激情；又如发酵的老酒，亟待通过文字散发出岁月的浓香。相信其在写作过程中，许多场景更是如在目前，信手拈来，洋洋洒洒，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虽有凝神，却毫无挂碍，时常处在一种极佳的写作状态之中。体现在作品行文之中的，是直刺人心的独特故事，是启人心智的真知灼见，是令人口齿生香的斐然文采，使读者的阅读可能会不时地停下来作必要的回味与反思，以消化和理解文字表面和背后隐藏的隽永深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显示出巨大的责任心，这位一辈子以军旅为荣、为耀、为魂的老军人，在时风衰微、杂议纷乱的情况下，能保持一种不被锈蚀、不被污染的正义纯净之心，来写出这样一部貌似冷峻却内在火热的作品，表明其作为曾位高权重之人，其品格的坚持、可信、贵重，不是以明哲保身、清心淡薄的态度来面对时风世事，而是以直陈其事的胆魄，以径情直遂的表达，以往事可鉴的期望，来给时代留下这样一份宝贵的精神资产，或对来日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警醒与匡正的作用。由此可见，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鹅头岭》的思想艺术贡献值得引起重视。
202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