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开播前，我们在东一美术馆见到了它的原著小说作者金宇澄，由他的200多幅画作组成的展览“繁花”正在这里展出。
表厂钳工、文学编辑、作家、画画的人……和金宇澄的聊天开始不久后，我们很快忘了这些身份，掉进他说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我们刚落座时，阳光打在窗外的黄浦江上，晃得人分心。再注意到窗外时，太阳已经落山，而我们浸在金宇澄的故事里，觉得江面金光粼粼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
《文化先锋》第三期，我们记下了金宇澄讲的那些故事。
智族GQ：为什么《繁花》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上海?
金宇澄：资料记载，1836年，有两艘英国船开去广州，那里几千年来都是乡绅阶级统治，大地主没发话，底下人不敢动，不让船靠岸，结果有人说，你们去上海试试看。船开去上海，当时还没开埠，老城厢里面就有很多人过来围观、搭讪：
你们来干嘛?船上装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来参观吗?要不要到我们老城厢来借房子住?特别地好奇，特别地友好，因为当时上海老城厢也没有几年历史，四乡八野的临时人员都在这里。
上海就像一个大森林，每个人在里面都可以找一块地方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市民文化。这就导致开埠以后，晚清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在回忆录都写，那个时候苏州的大家子弟，全跑到上海去，因为老头子们管不着。而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
人是最讨厌别人管的，我自个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张爱玲说的，在乡下，我多买半斤腊肉，邻居都知道，但在城里，我当着窗户前面换衣服也没人看见。所以年轻人都游到这个城市来。
智族GQ：但也有人不喜欢上海，认为市民文化的另一面是精明、市侩、甚至挟带着一些不近人情的冷漠。
金宇澄：那一定是会有，你比如沈从文当年最有钱的时候搬到上海来，上海多爱他啊，给他出了三十几本书。结果他去找裁缝做大褂，跟人家赊账，裁缝说，谁知道你是谁啊?你去把这个大褂拿去当铺当掉，把我的工钱结掉。
所以沈从文就很讨厌这种商业社会，很无情，不像北京有一种乡土温暖的气息，你赊账，掌柜就会给你记上，但同时它也会牵涉你的自由。
智族GQ：最近关于上海的另一件热闹事，莫过于《繁花》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再次引起的各种讨论，而您一直以来对于这些讨论的回应都是“不响”，为什么?
金宇澄：开始写《繁花》也是在网上连载，那个时候风气不像现在这么会骂人。关于争议，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五四之后就开始搞批判现实主义，等于说在对社会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批判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活怎么发生就怎么写，所谓自然主义的这个阶段。
我记得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有篇小说有趣，很简单，就说姐姐和妹妹是两种人，姐姐一辈子就希望找一个小公务员，生俩孩子，就这么过一辈子，妹妹呢，从一开始就觉得她要进入上流社会，每个月都月光，还问姐姐借钱打扮穿衣服。到了结尾，妹妹果然嫁给了一个老贵族，就像童话一样。但你换成批评现实主义就肯定是把妹妹批一顿。
讲到《繁花》上，就像我一个北方的作家朋友说，看了你这个《繁花》，你们上海人什么男男女女怎么这么黏糊，我们北方，男女关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批了上海半天，但是后面结尾一句话最好玩，最后说，我也想到上海来生活(笑)。
智族GQ：往往就是这种矛盾之处才显得人可爱。
金宇澄：回到实际生活中，人都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都是暧昧模糊的。所以现在各种评价，好人坏人，色狼渣男或什么，我认为真正的小说，根本没办法几个词解释，根本是混在一块的东西，但在每个人物身上又很合理，它需要有这种尴尬。
所以《繁花》里面说，做人多少尴尬。
智族GQ：怎么理解这种尴尬?
金宇澄：我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人活着的时候，一切都是立体的，可触摸，可感受，声光电，但一旦死掉，立马压扁了，没有了。
不要说我们个人，整个时代也是一样，你还在分什么八零后、九零后、几零后，五百年在历史书上面就一页纸啊。
所以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地了解，尝遍各种味道，到一定年龄回看过去，有时候想自己怎么这么可笑。但是偏偏不断有一些说漂亮话的小朋友出来，支撑了一种吵闹的风气，因为他们最愿意说话。真正懂的人都不吭气的，就是不响了。不是没想法，他都知道，只是闷声不响而已。
智族GQ：但据我们观察，似乎表达欲这件事在年轻人中正在形成一种两极化的趋势，一些人声音越喊越大，另一些人就越来越倾向于沉默。
金宇澄：我一直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国历朝历代知道事情最多的这么一代人，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人生被细化的程度是过去不能比的，但同时压力也特别地细化。
智族GQ：在您看来，知道的多，是一件好事吗?
金宇澄：我不说别人，我就说说自己。
我现在上网看抖音，有时候也看得停不下来。我们过去一代人，哪怕再知书达理，都不会知道那么多细节，无论是从制造业、养殖业，包括种花、堆麦秸垛、马蹄铁是怎么换蹄，包罗万象，太丰富了，你就是大百科全书都不如，都比不上现场给你看。
我最佩服的一个中年人，他在山里用当地的原料做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比如过去女人化妆用的一种香油，他把猪油熬出来浇在一个方盒子里，凝固后一颗一颗茉莉花摆满在上面，等花都枯萎了，再来一批新的，直到最后这块油已经满含了茉莉花的香味，最后再加入别的东西做成一小块香膏。各种各样这样的名堂，过去《天工开物》里面也没有，对于我这个民工出身的人来说，真的是获益匪浅。
智族GQ：难以想象金先生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的画面。
金宇澄：所以我说，传统“读书”的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智族GQ：但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新的介质如何涌现，书都还是很重要的吧?
金宇澄：文字、图像或者声音，都是创作，重要的是创作，我对创作的理解就是保存，就是要把我眼前这几平方米的所有东西，详详细细地把它保存下来。比如你说，没有那些通俗的明清世情小说，我们怎么知道当时老百姓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写《繁花》也就是写我面前这几平方米，上海就是一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我根本不了解它，我只能看清我面前有一些什么植物，如果远方有一个黑影经过，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大象或是一头巨兽。
所以我经常鼓励别人去写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那一小块，就像我鼓励陈冲去给《上海文学》写专栏，她和她哥哥在80年代前后是非常文艺的一对兄妹，这么一个上海的生活场景在小说里还没表现过，给我一种填补空白的感觉。
起初是有一回我跟她说，你老家的房子现在被人租出去做私房菜，弄得挺时髦，她说哎呀我们家门口一块空地现在盖了楼，不能看了，但是又念念不忘讲了很多她过去小时候的事情，我说你可以写出来，在我们《上海文学》发嘛，后来她把家里的人，外婆、祖父、哥哥一点一点写起来，写了三篇以后，就不用催了，现在都要出单行本了。
智族GQ：这也是您在《繁花》之后就开始转向非虚构创作的一个原因吗?因为真实历史里随意抖落出来的细节，都可以像扇到人脸上的耳光那样痛。
金宇澄：我记得陈冲专栏写到她外婆，她外婆在抗战阶段千辛万苦接孩子(陈冲母亲)从上海回四川，有个细节特别难忘，在过日本人关卡的时候，外婆在旅行包里放一个皮球，如果有检查，她就把旅行袋打开，一个皮球滚出来，小孩就去追那个皮球转移视线。陈冲就问说，外婆如果还是不让你过怎么办呢?她外婆就说，我随便。
这个话就特别震撼人，让我想起美国一个伊朗裔的女作家写过一个长篇，叫《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也是写一个女人千辛万苦从伊朗跑到美国，第二天全家赶来看她，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一个大胖子，把整个房子给堵住了，人根本出不来了。实际意思是她一路太辛苦，故事太多了以至于膨胀了。
智族GQ：那么在您看来，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尤其是对于还有创作欲和表达欲的年轻人而言，这个年代还可以靠写作留住什么呢?
金宇澄：十多年前，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文章，报道福建有个小村子，从清朝开始祖祖辈辈就都是往外走的，到世界各地去，没有一个年轻人待在镇子上。外地的小姑娘、小伙子都到这个小渔村来伺侯老人、开店，打牌都是用外币的。
哎呦，我一看这个我就心里想说，我如果是个小青年，就到那个小渔村去生活，学当地的方言，一个一个故事记下来，我可以出砖头这么厚一本书。开会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年轻作者讲，你们干嘛不写这个呢?这个是财富。
结果过了两年，接到一个电话，说金老师，我是谁谁谁，我已经到了这个小渔村了，你不是有一回讲这个事情吗?我记下来了。我真的是蛮激动的那种感觉，我想我居然影响了一个人。
但真的挖到一个矿，也许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好。这个作者已经有孩子了，她带着孩子跑到这个小渔村，引起了当地所有人的警惕，碰到了铁板，非虚构最后就成了虚构。